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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勇敢者的冒险
孙敏(左)每周六都要陪女儿陈钦怡去学书法昂贵的选择
第一次见Funny,是在北京星光天地的一间咖啡厅。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她,看起来和同年龄的人很不一样,穿一件牛角扣大衣,呢子及膝裤,宽大的红色鸡心领毛衣里面,是红色的法兰绒格子衬衣,言谈举止充满同龄人少见的活力和自信。她大学读的专业是西方音乐,曾经专门去法兰克福学习古典音乐,还是北京市吉他协会的会员。如今则是一名身兼数职的自由职业者,既教授钢琴、西班牙古典吉他,也从事心理咨询工作,有时候还帮人做形象设计。她说自己求学和工作都是在“非常西化”的环境里,这让她在自己所属的年代里,做出了很多与环境有着极大反差的决定,其中看起来最背离常规的是她选择的育儿道路。
“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去燕莎的外者说。她买得最多的是在“玩具舶来品”中享有盛誉的乐高。这是一种类似积木的拼接式玩具,但乐高通过在塑料的配件表面制作出各种凹凸形状,大大提升了玩具的黏合度和成型功能。依靠工业技术对积木小小的功能革新,玩具商在商业社会将它开发到极致――乐高系列的用户从几个月延展到几十岁,婴儿和老人都是它的消费对象。上世纪90年代初,Funny的孩子才三个月时,Funny就推着到他到燕莎的进口玩具专柜选购乐高。当时燕莎还是北京少有的高档西方商品消费场所,玩具专柜前挤满了前来观看,却又很难下决心购买的中国父母。一套进口玩具动辄好几百元,对当年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很少会给孩子玩具预算如此高的金额
――这不仅是消费能力问题,更是“孩子成长更需要什么”的观念问题。在“买一套昂贵但让孩子得到快乐”的玩具与“买一套昂贵但让孩子学到知识的课程”之间,大部分中国家长只会对后者掏出钱包。
但Funny不这样选择。她有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离经叛道的理念:对孩子来说,学习知识不重要,快乐才最重要。“人生会有很多挫折,很多意想不到的磨难,我希望孩子长大后是一个幸福感指数很高的人,即便未来只挣很少的钱,或者遇到很大的打击和困难,但他的嘴角还能有一丝微笑。”Funny用一个艺术工作者的浪漫来描述她认为孩子成长最需要的能力――抗打击能力。她认为成年后关键时刻的处变不惊,来自于一个人小时候感受快乐的多少。“我研究过心理学,在16岁之前,孩子的心灵需要得到绝对的保护。在这之前所有的挫折和伤害,都会给孩子的内心留下伤痕,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
玩具是Funny用来给予孩子快乐的一种方式。他们家并不算非常宽裕,丈夫是工程师,Funny的自由职业能让她获得很大程度的身心自由,却不能提供非常丰厚的收入。但这个家庭在乐高玩具上的累积支出达到39万元,家里的配件多得足够开一间乐高游戏室。因为是上世纪90年代乐高在中国少有的忠实用户,Funny和儿子还上过《中国日报》的英文版。
玩具并不是Funny为孩子做的最昂贵的支出,只是她漫长育儿道路的一个隐喻:这位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妈妈,笃信西式的育儿方式和产品,并不计代价地实践并坚持她所认定的方式。她不仅为孩子选择了昂贵的乐高玩具,还选择了台湾人办的幼儿园,英国人办的国际学校。随着孩子成长,这条西式教育之路的代价也越来越昂贵。近20年前,国际学校在北京还是个新鲜名词,仅有少量为外籍在华工作人员开设的学校,并不是中国家庭可选择的教育产品。Funny孩子入读的国际学校完全按英国的学制、教学方式和收费标准,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学费5万多元,一年的学费接近18万元。在上世纪90年代初,鲜有中国家庭愿意负担这么昂贵的费用,去购买一种与国内公立学校迥然不同的教学方式,入学时Funny的孩子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学生。
选择什么样的教育,不仅事关个人喜好,更是一种与代际相连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Funny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想要为孩子提供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她因此跳入了一个巨大的阻力漩涡。最初的阻力来自家庭内部。“为了减轻孩子从幼儿园进入小学时的不适应,学校规定一年级可以陪读一段时间。我妈妈退休前是老师,还曾经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因此觉得自己很懂教育。她去陪读了一个星期,回来后极力反对孩子继续在那里上学。她说国际学校什么都不教,就是让孩子玩。”昂贵的学费则是另一层压力――Funny的家庭生活一度非常拮据,甚至曾因为学费问题将孩子转学到英国一年,再从英国回到中国公立学校的国际部就读。求学之路颇多动荡,但Funny从没动摇让孩子远离传统教育的决心。 5 月10 日,来自46 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 多名小朋友及其家长欢聚在上海耀中国际学校浦东校区,共同庆祝世界儿童日传统教育之弊
Funny对传统教育的排斥一部分来自个体感受。她回忆自己的上学经历,将传统学校的教育评价为“老师不懂得爱,除了发号施令就是指责”,孩子在教师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