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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谁会凭阑意”
1966―1976年这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演进逻辑发生了巨变。这是一个充斥着承接与断裂、失序与控制、震荡与收缩等诸多矛盾面向的时代,其间的复杂与多变不言而喻。这一饱受政治大潮冲击而起落跌宕的时代断面曾受广泛关注,是一个言说未尽的重要学术议题。李秉奎副教授的《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以下简称《狂澜》)带领我们领略了一次独特的考察之旅。在历史脉络的梳理中,在家国同构的框架里,在城乡兼顾的视野内,在“鸟瞰”与“解剖”等方法的共同运用下,这10年间青年性恋与婚姻问题中的许多独特之处被呈现出来,李秉奎致力于“言人所未言”的努力,使得这部作品在征诸史实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思辨色彩,体现出了深沉的史学魅力。
“文革”社会史的经线与纬线
诚如作者所言,“‘文革’时期出现的问题其实渊源并不仅仅局限于‘文革’……正如研究‘文革’不应将视线单纯局限于‘文革’本身一样,研究‘文革’时期青年的婚姻、恋爱问题如果只是‘画地为牢’、就事论事,恐怕难以追本溯源。”(《狂澜》,第19页)正因为如此,《狂澜》一书用相当篇幅梳理了
“文革”前史,重点关注了青年恋爱、婚姻演进过程中的前后相承之处,在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中把握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读者认识以恋爱、婚姻为核心的“文革”社会史勾画了清晰的经度及纬度。
为了更好地探析青年群体在“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之间角色的转换,作者将“文革”区分为可发动的“文革”与可发生的“文革”,并指出在坚持一个“文革”的前提下,“研究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革’的发动者、利用者与‘文革’的参与者、反对者,在动机与行为上具有相当不同的差别,这种差别应该给予特别的注意”。作者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着眼于党、政、军上层的宏观政治,而不在于群众参与的可发生的‘文革’”(第16页),因此“其核心在于强调‘领导者’扮演的‘发动者’角色,并进一步强调‘反革命集团’扮演的‘祸源’角色,而‘党、国家和各族人民’更多地只是充当被动承受者的角色”。而对于“文革”社会史要想进行更有力的探讨,真正做到“观水于澜”的话,必须要在“决议”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将社会史放在与政治史同等重要的层面加以展开。同时,《狂澜》一书较全面地梳理了“文革”时期婚恋问题的研究成果(包括性与恋爱、婚姻自由、择偶标准、婚龄、婚姻支付、生育行为等)。在梳理过程中,作者对于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与评析。如对CarlDjerassi关于上海某地区生育率在
“文革”初期呈“马鞍形”变化这一问题,作者不同意其所主张的生育率短期上升与红卫兵串联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观点。通过使用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各类史料,作者出色地完成了相关的考证与论述。(《狂澜》,第88页)
正是基于整体把握的意识与能力,《狂澜》一书并未将“文革”视为“从一而终”的固态历史阶段,未曾放弃从流动的时间维度对“文革”进行阶段性把握。在论述“从‘拍婆子’到‘恋爱潮’”这一问题时,作者聚焦于大规模武斗之后、“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开启之前的北京。1967年年底,各中学在搞各派“大联合”及“复课闹革命”。“此时的青年学生,已经和‘文革’初期有所不同。他们经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却被边缘化,不少青年学生对这种大涨大落、大起大伏不能理解”,“拍婆子”现象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