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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察世俗》到《新青年》
19世纪初叶,西方的隆隆惊雷缓缓地向东方滚动。最早透露此中消息的,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外国的传教士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这个事实使发明了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华夏子孙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
嘉庆二十年(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在南洋群岛的马六甲(现在马来西亚的港口城市)创办了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南洋和广州的中国人为对象,免费散发。它实行“耶稣加孔子”的宣传方针,装帧和内容尽量体现中国风格。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口味,它不惜把《圣经》中驾驭方舟的诺亚,硬说成就是中国的大禹。《察世俗》的读者是普通民众,它有注重时效的消息(如日蚀的预报),有自己的论说(多阐发宗教教义),甚至还有最早的广告(非盈利性的“告帖”)。
道光十三年(1833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出版于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东西洋考》已设新闻专栏,以国际新闻为主,也有自行收集的中国地方消息和社会新闻,其中有关中外贸易价目的报道,堪称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业新闻。位于每期第一页的言论,已经将重点从宗教教义转向社会问题。此外,它还介绍近代科学知识,刊登文学作品。中国境内的
第二份中文近代报刊是《各国消息》,除了介绍外国的国情,它还大量刊登贸易、航运、海洋气候等消息,新闻成分进一步增强。到鸦片战争之前,外国的传教士在南洋和华南先后创办了17种中文与外文报刊,它们打破中国的古代报刊模式,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序幕。这些报刊程度不等地具有殖民倾向,然而它们也向沉闷的中国大地送入了一点新鲜的信息。林则徐就曾多方搜购外国的“新闻纸”,自称“所得夷情,实为不少”。
中国自己的新闻传播事业仍然是《京报》一统天下的局面。当时的《京报》为政府官办,不仅内容狭窄、简略,而且寄递迟延,即使是各省大吏,亦不能及时得到必要的消息。明代后期,由于政府机构办事拖沓,出现过进犯中原的北方满族军队退兵已经半年,而戍边官员当初的告急奏折仍在邸报中陆续下发,使人认为北方战事又起的荒唐事例。清代后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报纸的递达时间迟误三五个月早已司空见惯,地方官员看到的“新闻”往往是明日黄花。咸丰元年(1851年),有大臣斗胆上书,请(仿民间报房)刊刻“邸报”,交兵部发送各省,结果遭到严厉申斥,谓其“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天朝体制不可妄言更张,而消息流通的渠道能否畅通,朝廷并不在意。
19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势力以炮舰开道,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从40年代到90年代,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中国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超过170种,占这一时期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新闻事业。其中最重要的中文报刊,是教会刊物《万国公报》和商业报纸《申报》。
《万国公报》于1868年创刊,1907年停刊,前后出版近40年,累计近1000期,是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年代最久、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美国人林乐知、英国人李提摩太等都曾担任主持人。它淡化宗教色彩,注重对中国官员和士绅的宣传,大量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极力鼓动中国师法欧美、革新政治,对于晚清的维新运动和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不过《万国公报》参与中国的政治事务过于热心,人们对它的动机发生怀疑也是合情合理的。
《申报》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报纸,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