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传统与简政珍诗歌中的反讽精神
谭桂林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20世纪的汉语诗歌与生命的关系曲曲折折,若即若离,但自从20年代尼采的超人学说输入中国,引起许多诗人的关注与喜爱之后,诗对于生命本体的思考和表现就成了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从初期白话诗的代表郭沫若在《天狗》中张扬自我生命的“能量”,40年代冯至在《十四行集》中对自我主体的沉思:“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直到1989年海子将自己的生命终结本身变成一首悲凉的诗,汉语诗歌对生命的表达与思考始终是抒情主义的,是英雄主义的,自我的生命始终以一个悲剧的形象投入在诗人营构的诗的世界里。确实,在那样的抒情时代里,“在诗人,在一个质朴的心灵,一点神话本来就够了,哲学,作为一点小小的火焰,在神话或诗里闪烁一下就行了,何必要有论理的形式?”(唐湜语) 所以诗评家面对这样的诗,总不忘用血与肉的相搏来捕捉诗中凝定的生命意象。简政珍虽然属于中生代诗人的代表,但他不属于那个抒情的、英雄主义的时代。他作为一个慧根很深的诗人,不能不关注自我以及芸芸众生的生命状况,但他的学养结构、他的文化背景都使他走向了另一种对生命的考量之路。
其实,在简政珍的诗歌创作中,“当闹钟与梦约会”时,就已经透露出了诗人在生命关注方面所采取的向度。梦是一种生命体征,闹钟是一种工业时代的产物,梦是游移的、模糊的,闹钟是机械的、预定的,这样两种事物的约会注定了生命在当下的被挤压的命运。生命的挤压既来之于不知从何而来的病症的威胁:“当水流失去了源头/当心湖注满了漂白水的涟漪/睁眼凝视你的/是阳光下周遭诡异的微尘/我必须起坐,去迎接/岸边SARS殷勤的呼唤”(《SARS的呼唤》),也来之于数字化时代里人对失去记忆的恐惧:“堤岸无所不在/回头你已不在岸边/背后,灰白的涛声/总会在数字中储存/然后被人遗忘/我们前瞻,展望声光/我们后顾,看不到自己的倒影”(《世纪末》);既来之于“冷气房里”
人的生存的日益枯燥:“我在条条的公文里/寻找隐喻与意境/试图将感受打扮成各种案由”,“冷气房里/我是拉开窗帘时/所抖落的微尘”(《冷气房里》),也来之于“午后的玄学”中无法自我定位的焦虑:午后醒来,“窗打开窗/追逐遗失了追逐/我不知道这就是我”(《追逐自我的行星》)。而在人生的旅次,“一些五官只剩下/曾经垂涎,曾经/制造泡沫的唇舌/在水中等待/一些姓名的/再生”(《旅次》);“家在咫尺/但开钥匙的动作/将留给午夜”(《城市二景》)。这些感觉,无疑是诗人的生命正在生发或承受的,但诗人却不能像我们的前辈诗人那样去抗争挤压生命的力量,因为在这个时代里,生命的被挤压恰恰是生命幸福的副产品。在整个社会将物质的超速发展视为人类福祉的时代里,你去同这种生命的挤压力量抗争,你不仅得不到古典诗人所追慕的那种英雄主义,那种悲怆情怀,反而会成为手持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坷德,扮演一场历史滑稽剧的主角。所以,诗人不是用情感,而是用智慧来面对生命的被挤压;不是沉溺于生命的困境中自我呻吟,而是高踞于生命之上的审视。平静而略带一点冷意的语气,轻松而又略显一些无奈的笔调,反话正说,有时正话反说,表达的都是诗人对人类当然也包括诗人自己的当下生命状况的嘲讽。
海德格尔不断地告诫过人们,人的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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