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臣光曰”的内涵和忧思的论文.doc

《通鉴》“臣光曰”的内涵和忧思的论文
《资治通鉴》成书后,在历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卷32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清朝开国名臣宁完我,曾给皇太极上奏折,提醒统治者重视此书,他说:“如要知古来兴废的事迹,则有《通鉴》一书。此等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2](卷中《请译四书五经通鉴奏》)。
《资治通鉴》之所以博得世人如此重视,不但在于其能以直书求实的史学精神写出一部信史,更在于其能于浩如烟海的史事中择取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之事,以古鉴今,垂训将来。综观《资治通鉴》一百一十九篇“臣光曰”,其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众多的历史叙事得到了理论的升华,从而反映了《资治通鉴》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思想。因此,读《资治通鉴》,不可不细读“臣光曰”;而细读“臣光曰”,必将对《资治通鉴》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一、关注国计民生
北宋中期,社会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突出。面对这种情势,朝野上下“求治”的呼声日益高涨。王安石变法和司马光著史,是这一高潮中出现的两件大事。前者推行现实的改革措施,后者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可谓殊途同归;前者成了历史的悲剧,后者却成为不朽的名著。司马光试图借助于历史著述,为当时的政治统治提供政治服务。他说:“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3](卷17《进通志表》),人君要治国安邦,要巩固封建统治,“不可以不观史”。而当时的统治者也正“欲遍观前世行事得失以为龟鉴”[3](卷68《刘道原十国纪年序》),二者不谋而合,由此更加使司马光坚定了以史鉴今的撰写意图。实际上,《资治通鉴》的内容是严格本着这一原则来撰述的。
在“叙国家之兴衰”方面,司马光非常强调礼治的作用,礼治思想是《资治通鉴》的思想核心。司马光以之来择取史料,评判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司马光认为“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4](卷1《周纪一》),又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风俗天下之大事也。”所以《资治通鉴》在论东汉之所以兴盛,曹操之所以不敢代汉自立时,写道:
光武遭汉中衰,……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劭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