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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需求理论演进与中国货币需求分析
刘明
 
西方货币需求理论大致经历了传统货币数量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及两大派别货币需求理论在当代的发展三个阶段,历时约百年。我国改革以来经济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在某种程度上看来我国社会微观至于宏观的货币需求变动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货币需求变动的一个缩影。所以,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期货币需求问题最好是借鉴西方货币需求理论,尤其是当代西方各国政府和理论界在货币需求实证方面作了大量的尝试,尽管不同结果呈现出歧见,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社会投资呈现多元趋势并向私人部门转移,收入水平较快提高,金融市场对政府垄断金融资源的替代,均成为影响货币需求变动的新的因素。
一货币需求理论演进述评
(一)货币需求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早期经济学文献中尽管已经涉及对货币需求的分析,但迄至1900年以前在穆勒、魏克塞尔甚至费雪的著述中所强调的是实际货币余额而不是货币需求本身。瓦尔拉斯可能是一个例外,他就利率对现金余额的需求与供给的调节作用以及货币市场均衡已作了具体分析,但他更多地是将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看待,以分析商品市场出清和一般均衡问题,主要目的不在于研究货币需求变动。在英语文献中马歇尔最早提出货币需求范畴(1871)分析现金余额,其后由庇古明确展开论述(1917)。
早期货币数量论以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为其发端。如果说交易方程式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毋宁说是一种关于货币数量所产生价格效应的初始的分析模式。弗里德曼赋予早期货币数量论以货币需求的涵义并作为自己研究货币需求的逻辑起点。从弗里德曼所著《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中我们可以循其轨迹发现:第一,早期货币数量论表征着一种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而不是一个定义完整的理论的象征;第二,尽管存在着货币数量论的“再生”趋势,但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学者的目的“更在于创立一种特殊的数量理论‘模型’”,而不是简单地复活传统理论。弗里德曼指出:“数量理论首先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这种重新表述一方面表明弗里德曼借捍卫货币数量论引起人们对货币问题在解释经济活动(尤其短期波动)时的重要作用的注意,一方面也预示着现代货币数量论在研究方法、理论诉求的目标以至政策意蕴上与传统货币数量论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大相径庭。或许,弗里德曼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展示货币理论对经济的解释力而对理论史加以“假借”。[1] [美]米尔顿. 弗里德曼等:《货币数量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1] 尽管货币主义从早期货币数量论那里找到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话语基础,但在他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著述中很少再提到早期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曾指出由他发起的货币理论革命“成功地将古典货币数量论奉为经典”,但事实更象是他们亲自塑造了经典的货币理论。[2] [美]米尔顿.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2]
上述评判如果是针对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方程式及其蕴涵货币思想可能会有所抹杀。剑桥方法虽然也假定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要进行的交易量,但却强调人们持有货币的意愿,并明确持有通货与交易量的比率受到预期投资收益的影响。马歇尔也曾经表述过(1926)货币需求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负相关,这一思想被坎南(Cannan,1921)加以论证,坎南还进一步说明货币需求是一种存量概念。这些均预示了凯恩斯与其后继者以及货币主义的某些发现。
拉文顿(Lavington,1921)在研究货币需求时将边际方法引入在消费、持有货币和生息债券之间达到最优化选择的分析。[3] Lavington, English Capital Market. London: Methuen. P30。
[3]费雪(1930)在《利息理论》中进一步说明了借贷市场的边际均衡问题。
[4] 菲歇尔:《利息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205页。
[4]希克斯(1935,1939)在拉文顿、费雪、凯恩斯(1930)之后进一步明确和奠定了货币需求的边际分析方法。他考察了一个代理人关于在一个时点上持有货币与债券相对数量的决策。对于当其他资产的收益超过货币时个人仍愿意持有货币,希克斯将其解释为货币可以提供其他资产所不能给予的便利服务,并说明投资于有价证券所需的交易成本使得在很段时间内无利可图。他还指出个人总财富会影响其货币需求。[5] 但这一点在马歇尔(1929)相关著述中已经从国家层面上加以论述。
[5]
凯恩斯(1936年)对货币需求理论明确区分了交易、预防和投机三种持币动机,并引入了“流动性偏好”范畴以概括货币相对于其他资产能提供服务(或贮藏一种未来投资机会)的优势,货币作为财富贮藏的一般形式,其特征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