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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万种死法
出租屋只有一个单间,仅能容纳一张双人床,一个破旧梳妆台,租客是个女孩,此刻她正衣装完好仰面躺在床边角,马尾辫、素颜,像累坏了小憩的样子,右手沿着床角垂下举不起半点力气。身下压着身份证,床上凌乱不堪,银行卡、存折散落一地,梳妆台的抽屉半开着,被搅乱的纸张从里往外探出来。
警察到的时候,女孩已经死了,屋内有被抢劫过的迹象,报警的是女孩的同伴,她们是同一家夜总会的“公主”。
在另一个街区,一对夫妇到银行取款,丈夫守在银行门外抽烟等待,妻子取好钱正点数着――它们都是用过的百元大钞,一歹徒迎面而来伸手就夺,妻子不松手,歹徒从腰间掏出一把刀边捅边抢,妻子大呼门外的丈夫救命。
这个白天闹事行凶的歹徒在警察赶到时,已经被摁在了银行墙角,在他跟前是满地的血污,那个妻子掉落的手提包,不及归置好的银行卡。在送至医院的途中,妻子便已失血过多死亡。
城市里每天总有一些人以各种不寻常的方式退出生活,现场照片就静止在死亡的那一刻。照片上溺死河中的那个酒鬼,前一天夜里宿醉,在内沟河边小解时,一头栽进了河里。另一照片里嶙峋瘦骨上满是尸斑,全裸正欲下床的是生活贫困猝死家中的鳏夫。
还有那个连警局刑侦人员都惊异的碎尸案,照片中验尸台上分布摆满128块发白的小尸块,已经没有血水,看不到骨头的形状,甚至棱角都不分明。“喉咙浅的肯定要受不了哇哇吐。”打开照片的刑侦人员说,一两百块尸块从被发现,到尸检室里逐个拼凑,每一个细节都被照相人员记录了下来。“碰到这种事验尸官可以考虑改行了。”他开玩笑说。
这不过是刑事侦查办公室的幽默。在警局的痕迹鉴定室,入门可见一个100升的白色大水桶,看起来像是用来收纳办公室垃圾的。但如果有人往里丢垃圾,负责照相的刑侦警察丁云会告诉他,“这个桶是用来装尸体的,一起抛尸溺水案的作案工具。”
警察拿出一份近期报纸,上面报道了这起凶杀案件的审判。于是,如果你再返回保持距离仔细端详那个白色大水桶,丁云会大笑:“这是我们后买的,模拟现场用的,比对那个作案用的白色水桶。”
这是刑事侦查办公室常见的场景。老刑侦们闲暇时会和来警局实习的准警察们,提起自己刚入行时勘验犯罪现场的经历。
一个入行30年的老刑侦说起他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拍摄犯罪现场,那是一起枪击案:一名退役武警在食堂枪击多名无辜群众后,在后山的山沟里饮弹自尽。现场到处都是血,拍摄结束后,法医进行尸检,太平间里的光线太暗,只能把已经僵硬的尸体一具一具搬到外面,结束后再搬回去。
“累得厉害,中午大家抢馒头吃抢疯了。”他说。
这是准警察们入门的第一课:拒绝恐惧,避免它影响到生活。
另一个工作了20年的照相人员王雄,一直都记得自己第一次出现场的情形。那是一起落崖的案子,他和队长两人要攀下山崖,把尸体扛回来。在山下找尸体时,天渐渐暗了,周边静得只听见各种鸟虫的声音。他心里直发毛,这也是他唯一一次感到恐惧。
王雄挑出所拍的现场照片,尽是一滩滩的血迹,他避免提及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看过太多的死亡和惨状后,为了能让自己再面对,“想这些干嘛”,“血流的样子多有艺术感”,他说。
丁云在每个案件结束后,也最不愿再次去看那些现场照片。翻几年前的现场照片时,他跳过了所有尸检的照片,也以快进的方式掠过每张血腥的现场照片。在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时,他一直皱着眉头,冰冷残缺的尸体、蔓延的血迹、满地的尸虫,都显得异常冷酷。
警校毕业后,丁云从事这份工作已有十余年。现场的血腥、令人作呕的画面,对他来说都已经不过是工作的一部分。他经历的第一起命案是在1998年国庆长假刚过,他和法医去体育馆的厕所勘验现场。死者倒在体育馆臭气熏天的男厕里,丁云不得不以各种姿势在难以转圜的厕所内拍摄。死者身高只有
170厘米,死后却被撑到180厘米,手臂跟腿一样粗。法医解剖尸体时,将死者肚子一扎,尸气“噗”的一声,吹起近一个手掌高。
丁云看得目瞪口呆。警校里多年的各式理论学习,都不及这刻亲历的触目惊心。刚开始工作时,拍完凶案现场的聚餐,一些新刑警会让服务员加上两个鸡蛋,一些迷信的本地警察觉得现场“不洁净”,会“触霉头”,但到后来,一天要跑好几个现场,照相人员更担心的是――“常吃鸡蛋会导致高胆固醇”。
那天上午的时候,丁云从一起入室盗窃案的现场回来,他拿着拍好的照片和提取的指纹,一整个上午都在做指纹比对,案子多的季节,照相人员一天要跑四五个盗窃现场,甚至在逛商场时,都会不经意地留心各种位置上的鞋印、指纹。
随后,他接到电话,辖区发生了一起“高坠”,一女子从十几层高的楼上跃身而下,事情听上去不妙,警局出动近20人到现场,这类案件对丁云来说也算家常便饭,他却每每头疼,生怕遗漏现场的某一寸地方。
但在现场,更多的是标准动作。比如先勘验地板,将所有所见的可能与案件有关的物品、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