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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是如何炼成的
1990年代以来,学院批评逐渐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但随着学院批评的日益壮大和成熟,这种批评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像不读作品的空头批评,专在外围作战的迂回批评,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1]有批评家在批判和反思这些无效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要重视和增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重建一个文学批评的时代。有效批评的方法有哪些?或许我们可以列出一大串,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实证分析是所有有效批评的基石。正是出于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忧虑和思考,李遇春先生推出了他的专著《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版),为当代文学批评指出了一种思路和方向。
《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是一部论文合集,收录了作者十多年的文学批评文章20余篇。一般说来,大凡论文集很难摆脱一种通病,即每篇文章的批评对象不同,运用的批评方法不同,即使单篇各各精彩,但合在一起也像是一锅五味俱全的大杂烩,味道很足,但终觉不够纯正。《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也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但如果细心地读下去就会发现,看似散漫的评论文章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这就是作者一贯坚持的批评方法――实证批评。
什么是实证批评?它不同于人们习惯理解的考据式分析,而是一种在
“充分吸纳传统中国学术和现代西方学术中的相关理论资源”(除非特别指出,引文均出自李遇春《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方法。这种批评方法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早已存在,成功的实证批评也不乏其例,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进一步把实证分为三种类型或方式,即“形证”、“史证”和“心证”。“所谓形证,即从文学形式的角度切入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批评家通过精微细致的艺术分析,发现文学自身所包蕴的真理,即作品独特的思想创造、作家独特的精神形态以及文学思潮或现象的独特意义。”离开了“形证”,批评可能是哲学批评、政治批评、文化批评、语言学批评,但就不是“文学”批评。“所谓史证,用西方文论的概念说就是社会历史批评,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知人论世’。”离开了“史证”,文学批评就变成了就事论事,没有文学史的坐标和参照系,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将无从谈起。“所谓心证,即中国人所说的‘以意逆志’,至于西方文论中所对应的概念或批评流派,则远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所能涵盖。它主要是指以心理或精神为中心的对作家、作品或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所做的心理批评或精神批判。”离开了“心证”,作者和作品便失去了联系,批评会陷入纯粹的形式主义。当然,作者所倡导的实证,是形证、史证和心证的三位合一,三者彼此融合,又互相渗透。《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所收录的论文,便是作者多年来坚持实证批评的结晶,也是实证批评的成功典范。
该著共分四大版块,每个版块各有侧重,也各具特色。“文学史新观察”版块侧重于对当代文学史的重新考量,即偏重“史证”。如《符号的行旅
――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土地话语演变的一个历史轮廓》一文,借用了西方的符号学理论,把土地作为一种符号,通过对半个多世纪来关于土地文本的深刻解读,从1950-1970年代的土地政治符号化,到1980年代的土地经济、文化符号化,再到1990年代以后土地的精神和消费符号化,全面展现了土地叙事话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演变历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