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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为什么那样红
作为年终大戏,60集电视剧版《红高粱》赚足眼球,被拿来与1987年的电影《红高粱》相比较,也毫不意外。但时隔二十八载,就算是张艺谋自己,恐怕也种不出那一年的红高粱了。
高粱“红”了
1986年,小说《红高粱》发表在《人民文学》上,1987年据此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国内上映,1988年拿下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小说作者莫言回忆:“电影上映后,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确实了不得。我的小说能碰上张艺谋,很幸运。”这是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个大奖,莫言和他的作品也在此之后得以向世界呈现。
人们习惯将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一批电影人称作中国电影的“第五代”,他们引领着刚刚从“文革”语境下走出的观众群。在《红高粱》之前,“第五代”代表影片《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带着反思历史的大情怀初露锋芒,而象征着人性与自由的《红高粱》一经出世,就占据了这一代电影先锋性和探索性的制高点。小说创造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九儿两个洒脱肆意的角色,酣畅淋漓的颠轿仪式、神秘的十八里坡、漫天遍野的红和高粱地里虔诚的野合,让当时的观众惊诧于他们的个性与自由。电影中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铺出一个圆,跪在身穿红色嫁衣的九儿面前,激动而羞涩,看者也不免脸红心跳;电视版余占鳌表达起感情简单粗暴,一句
“我要睡你”煞是直白。发生这一系列故事的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在张艺谋看来,就是“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的轰轰烈烈,这里的故事拍出来,也应该痛快淋漓。
改编之后的电影原名叫《九九青杀口》,编剧是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建雨、《红高粱》责任编辑朱伟(现《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和莫言三个人,莫言最终拿到了800元版权费和1200元改编费。到了2014年,电视剧《红高粱》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付的改编版权费是一千万。
拍摄之初,张艺谋就认定了“艺术不是模仿,而是创造”的理念。“颠轿”和“祭酒神”这两场戏,确实是山东的习俗,但是怎么颠,怎么造酒,谁也没见过。莫言对张艺谋说:“你就按自己想象拍吧,只要让人觉得那是造酒,不是造酱油就行。”
张艺谋拍《红高粱》,正是在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当口,批评的声音也一直存在。有说影片表现过于大胆,拍摄露骨;也有说“讨好洋人卖祖宗”;就连一首《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都被指责“教坏小孩子”。1986年,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到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市场萎缩;1987年,全国近40%的电影发行企业亏损,北影、西影、峨影和上影先后因负债累累生产难以再续,“第五代”电影的资金来源越收越紧;1989年以后,对电影的审查,特别是对具有鲜明艺术倾向和独特风格的导演或影片,标准更加严厉,第五代电影文化中的先锋性、前卫性、实验性因素被降低到了最低点。20世纪90年代后,大多数电影失去了国家拨款的待遇,电影企业改革也被明确定位为要与市场经济体制接轨。中国电影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五代电影人刚刚燃起的创作热情在现实压力面前渐渐模糊,转而投向迎合趣味和关注消费的方向。在电影中,大规模情绪的释放和人性的纾解,也就仅仅存在了那么几年而已,作为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大环境的变革和个人的渴望,让《红高粱》生而逢时,并无法复制。
想拍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