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官场现形记”
郭沫若在蒲松龄故居聊斋堂上写了这样一副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十六个字,简明、精准地概括了《聊斋志异》这部文学巨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
“今日官宰半强寇”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经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夜叉国”人的对话,讨论了“官”是什么的问题。“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夜叉国》)这里对于官的描写,主要强调了他们安富尊荣、威风八面、颐指气使、睥睨群下的一面。那么,这些声名显赫、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行径和作为,又是怎样的呢?
《老龙舡户》讲的是出没于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盗,他们“以舟渡为名,赚客登舟,或投蒙药,或烧闷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纳石,以沉水底”。但历任有司,对报案者“竟置不问”,结果是“千里行人,死不见尸,数客同游,全无音信,积案累累,莫可究诘”。直到朱徽荫“巡抚粤东”,才把那些江洋大盗缉捕归案,无数无头公案得以昭雪。对此,蒲松龄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剖腹沉石,惨?已甚,而木雕之有司,绝不少关痛痒,岂特粤东之暗无天日哉!”“彼巍巍然,出则刀戟横路,入则兰麝熏心,尊优虽至,究何异于老龙舡户哉!”(《老龙舡户》)这段话讲得很清楚,那些泥塑木雕一样对百姓痛痒不闻不问的官员,虽然
“出则刀戟横路,入则兰麝熏心”,冠冕堂皇,灸手可热,其实同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没有什么区别。可惜的是,这样暗无天日的政治,并不只是粤东一地,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如所周知,《聊斋志异》写狐,其实是在写人。书中讲了一狐仙,化作一位老翁,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身份,有人来访,“无不伛偻接见”,“独邑令求通,辄辞以故”。问其原因,回答说:“彼前身为驴,今虽俨为民上,乃饮米而醉者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也。”(《潍水狐》)“饮而醉”是一个典故,原意是说,只要有钱,即使不喝酒也醉了,也就是见钱眼开的意思。驴之为物,体大气粗,表面威风凛凛,但扔给一点草料,也就“帖耳辑首”,实在同贪官的形象十分相像。所以蒲松龄评论说:“以此居民上,宜其饮而醉也。愿临民者,以驴为戒,而求齿于狐,则德日进矣。”
令人发指的“官贪吏虐”
《聊斋志异》通过一个个故事,将许多“官贪吏虐”、“官虎吏狼”的具体情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促织》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所以蒲松龄不得不把时间设定在明宣德年间。由于皇帝喜欢斗蟋蟀,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为“常供”的一种贡品。地方官吏“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帝王的小小喜好,到了基层便变成按“丁口”搜刮聚敛的借口,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卖子,倾家荡产。对此,蒲松龄说:“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促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到下边就往往会形成一场灾难。
其实,贪官污吏们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压榨百姓、大发横财的机会。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廷为了平定葛尔丹叛乱,用兵于广大漠北地区。“其地不毛,间或无水”,军粮的供给便成为很大的问题。朝廷决定用钱购买民间骡马运粮。山东长山一个姓杨的县令,“性奇贪”,便“假此搜刮,地方头畜一空。周村为商贾所集,趁墟者车马辐辏。杨率健丁悉篡夺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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