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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明道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对文学作品中“文”
与“道”关系的概括说法。文以明道的思想,早在战国
时《荀子》中已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
《正名》等篇中,把“道”看作客观事物的规律,又把
儒家的“圣人”看作客观规律的体现者,总理天地万物
的枢纽,因此要求文以明“道”。汉代的扬雄则在《太
玄·玄莹》、《法言·吾子》等篇中,进一步提出了作
者要遵循自然之道的问题,而最好体现自然之道的,他
认为是儒家的圣人及其经书,所以又把明道与“宗经”、
“徵圣”联系起来。这些初步的明道的思想,给了后来
的刘勰以直接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设有
《原道》篇,而且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篇)。强
调“文”是用来阐明“道”的。
唐代古文运动,为了反对六朝绮靡之风,曾把“文
以明道”作为其理论纲领。如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就
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
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
文书》)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诗中虽有“文书”、
“传道”之语,却并未在章文中正式提出“文以明道”
的口号,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概括文与道
的关系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实际上反映了韩愈
的文学思想。这里说的“文以贯道”,实即“文以载道”。
韩愈曾多次说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
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韩愈以儒家“道统”的
继承者自居,他所尊崇的“古道”即尧、舜、禹、汤、周
公、孔、孟之道。但韩愈又是一位文学家,他重“道”
并不轻“文”。朱熹批评他“平生用力精处,终不离乎
文字言语之工”,就说明了这一点。柳宗元也主张“文
以明道”,他曾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
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彩色,夸
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
“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
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韩、柳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两人对
“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韩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复
自魏晋以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柳宗元比较注重治
世之道即“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利于人,备于事”(《时令论》)的“理道”(《与
李翰林建书》),从社会需要出发,重在经世致用,比
韩愈的“道”较有进步意义。
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修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沿着韩愈的方向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韩愈所讲的“道”,
除了“仁义”外,就是《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正心
诚意、齐家治天下,比较抽象。欧阳修则反对“舍
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主张从日常百事着眼,“履
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与张秀才第二
书》),并且主张“载道”要能“载大”,即载历史上和
现实中与国家、社会有关的大事件,惟其“载大”,才
能“传远”。在文的方面,欧阳修明确认识到“文”的
相对独立性,指出有德者未必有言,强调应当“文与道
俱”,反对因重道而轻文。
到了宋代,理学兴盛,情况起了变化,理学家们不是
重道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