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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8万元世代”到“达观世代”

[摘要] 新时期韩国媒体讨论了“青年世代论”的衍变与分化,从“88万元世代”论到“达观世代”论,虽然表面上表达了一种从悲观到乐观的精神面貌,但精神内核是一脉相承的,即同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这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及意识形态的蔓延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新自由主义不断扩张之下所导致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关键词]
“88万世代”;“达观世代”;新自由主义;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2002007
2015年2月,韩国《朝鲜日报》刊载系列报道《“达观世代”的生活之道》,[1]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广泛共鸣与争议。媒体对“达观世代”的定义是:“这是深谙安分之道的一代,多出生于上世纪85-90年后。由于经济不景气,他们很难找到‘正式工’的岗位,但是由于其对物质也无太多欲望,因而即便穿着廉价服装、吃着快餐,却依然能够感觉幸福。”[2]然而,这种看似充满了悟道与禅意的“达观”,其背后的现实却不容乐观。据韩国统计厅截至2015年5月的统计,2015年韩国青年(15-29岁)%,失业人数为48万4千名,达到了有统计记录(1999年6月)以来的最高值数据来源:韩国统计厅 ,。如此高失业率之下的所谓“达观”,究竟是一种自主的选择,还是一种被动的无奈?

?n国媒体历来乐于给各个世代、尤其是青年一代命名。在“达观世代”论之前,“88万元世代”论、“IP世代”论、“G世代”论、“丝路世代”论、“三抛世代”论等“青年世代论”亦蔚为流行。与青年相关的话语为何如此多样?与以前相比,新时期“青年世代论”呈现出何种差异?背后的社会语境如何?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着重探讨新时期韩国“青年世代论”的衍变与分化,旨在分析作为“话语”的“青年世代论”的本质,并对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一、“青年世代论”的缘起与分化
所谓“世代论”,是基于对同一时期出生的社会成员所共有历史经验的理解,进而对其所具有的集体身份认同及价值观的一种描述。[3](47~48)在现代韩国,“世代”一词的使用非常普遍,以特定年代或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来命名某一世代的做法尤为常见。例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生人通常被称作“解放世代”或“战后世代”;而今身为韩国社会中坚力量的“386世代”,指的则是60年代出生,8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参与反独裁学生运动、赢得政治民主化并于90年代进入30-40岁年龄段的一代人。
纵览整个20世纪,一代代的韩国青年曾被冠以各式名称,如,“建设国家的主力军”、“启蒙主义者”、“工业生力军”、“反共尖兵”、“民主化斗士”、“新文化创造者”等。在创造这些话语的过程中,青年一代通常掌握着话语的主导权,是批判既有权力秩序、追新求变的精神象征。
[4](86~117)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上几代青年们曾拥有过的“英雄”般的青春,似乎已与新一代青年无缘。
如今韩国“青年世代论”中所指的“青年”,通常指的是出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繁荣期、青少年期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以下简称“97危机”)、目睹过父母失业与阶层下降并深受学业、就业竞争之苦的年轻人。这代人最初引起公众关注始于2007年问世的一本社会学专著《88万元世代》。[5]该书的核心内容是:“97危机”之后,韩国社会转变为“赢家通吃(Winner takes all)”的丛林社会,首当其冲的正是20岁左右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之中只有5%的人有机会被录为公司正式职员,其他人都将成为临时职员,平均月薪只有88万韩元(折合人民币不足5000元)。“88万元世代”的父母、兄长在韩国经济的腾飞期普遍经历了阶层地位的上升,而他们却在成人社会(尤其是“386世代”)的挤压之下,面临着阶层地位下降的不确定未来,因而充满了挫折感和愤怒。
“88万元世代”现象揭示了在与成人社会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的青年一代所面临的社会不公问题。随着该书的出版与畅销,“88万元世代”俨然成为了韩国这代青年的代名词,各种“青年世代论”也因而层出不穷,如2008年《东亚日报》的“IP世代”论“IP世代”论始于《东亚日报》2008年9月30日的系列报道《[IP世代]乐趣与热情》,截至10月29日,共有13篇相关报道。“IP世代”中的“IP"有多重含义,它可视作“Interest & Passion”的缩写,意即“乐趣与热情”;或“Innovative Pathfinder”,意即“创新的开路人”;或“Intelligent Portfolio
”,意即“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