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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艺青年
1今年春节,在酒桌上,喝了半瓶茅台后,父亲和姨夫为姥爷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吵起来。姨夫冷笑:他对儿女根本没有感情,否则当初就不会抛弃他们。父亲喝多了,可笑地晃着右手食指,以喝多人的迟钝重复嘟囔: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你们都不知道,他是个伟大的父亲。要能为儿女挡子弹,他一定去。
九十年代末,姥爷到郑州治病,住在一个特别破的旅社,没有打扰郑州的大女儿。还是同乡告诉舅舅,舅舅打电话告诉我姨,我姨挨门挨户地找,才找到他,接到家住。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坐长途车来我家,谈完话,我爸送他回旅社,住处条件之差,让人落泪。
他没钱,但不愿打扰别人,哪怕是他女儿女婿。这份自持里,有一种自尊自爱,即使与亲人,也小心翼翼保持一段距离,这距离维护了人际关系里的清洁。
我妈口中的我姥爷,像“民国”小说里的时髦青年:中山装,毛呢裤子,皮鞋擦得锃明。其实他并非新式学生,读的是私塾,九年。从后来言行看,他是写着旧体诗追求新恋爱的,民国文艺青年。这种类型的人,我故乡断了三十多年,一直到九十年代,街面上偶尔才能看到个把。
姥爷出生于1932年,家里是卖布的,他娘,我太姥,是女中豪杰,一架织布机,纺线、织布、浆洗、卖,一个人一气呵成。为卖布,她迈着三寸小脚,跑东跑西,生意做到武汉。
三年大饥荒时,她只身出门,给小孩看病。别人酬谢她,给半个馒头、一把面、几颗豆,都存起来,拿回家,做锅里,弄上水,放点盐,或捣碎熬汤,能顶一顿饥。
姥爷年轻时,太姥宠他,把他打扮得像少爷,为他娶个农村的不识字的童养媳。在老人的深谋远虑里,这种姑娘最贤惠,能专心伺候他。
姥爷十三岁,姥娘过门,比他大三岁。圆房时他十六岁,还啥也不懂。生完老大(我姨),他接着读高中。二十岁,他懂事,开始闹离婚。我姥娘不识字,在丈夫面前战战兢兢,话也不敢多说。她越这样,姥爷越嫌她不会说话。但他怕他娘,只要闹离婚,他娘就揍他,往死里打。断断续续闹近二十年,生俩女儿,仨男孩。我妈比我大舅大八岁,这当中的八年,姥爷基本不回家。
2姥爷据说是才子,正楷、草书,样样来得。我妈说他是老革命,要是一直在县财政局干下去,也是老干部了。这位才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他人生最好的时光里,在别的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于历次政治风波中起起伏伏之时,他只干一件事:闹离婚。
这倒真像他:虽然穿皮鞋、毛呢裤子,受的到底是旧式教育。当时的新式学生,大部分都是“要求进步”,对政治很火热的。他却像线装书里的人,沉浸在追求伴侣的鸳鸯蝴蝶梦里。
1962年,刚经过大饥荒,人们饿怕了。那时有个“包产到户”的短暂政策,农村户口能分地,还能种“自留地”。这政策魅力有多大呢?“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结果是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全都跑了回来,唯一原因是要回娘家吃一顿饱饭。”
姥爷把全家户口一劈为二,大部分转为农业户口,分了两分多地。
再后来,在财政局他遇到“五反”“四清”运动,他是会计,账对不上,要斗争他,要“过筛子”。同事站成两排,被斗争的站中间,这边推他一下,那边搡一下,此之谓“过筛子”。姥爷认识的一位书记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斗完,跳井死了。那时的人脸皮嫩。
太姥心疼儿子,怕他过不去这个坎,挖出几百块现大洋给他顶上。这几百块大洋是她毕生积蓄,想到大饥荒中,太姥爷死于饥饿造成的全身浮肿,即使那时,这几百块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