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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人物的悲剧之美
[摘要] 《史记》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并不是由于马迁笔下的人物注定要如此,而是太史公在深刻的体悟中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通过浓墨重彩的艺术烘托,使得这些悲剧更具有震撼性,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崇高美、悲壮美。超越性是司马迁笔下人物悲剧的共性,司马迁主要是通过对悲剧人物超拔的行动、超凡的才智、超常的功绩及超然的赴死等艺术描写来表现的。
[关键词] 超越;崇高;悲壮
宗白华说:“在悲剧中我们发现了生命价值的真实性,因为人类曾愿意牺牲生命、血肉、及幸福,以证明他们的存在。果然,在这种悲剧中,人类自身的价值提高了, 在这种悲壮的毁灭中, 人生显露出意义了。”《史记》中英雄悲剧人物身上凝聚着不同于常人的浓烈的生命意识,在他死亡的那一刻,往往会爆发出强烈的生命光华与非凡的震撼力, 他们以自我的毁灭展示出潜藏于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量, 并以其特有的情绪感染人,教会人们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对待生命,从而认识生命和死亡的真谛,在深感自身渺小无力时能发现自己的伟大崇高。《史记》悲剧人物
以其特有的生命终结, 让我们体验到生命的巨大感动。这其中司马迁是功不可没的, 正如王刚先生所说:“太史公笔势所到, 是思想巨匠在颠沛流离中的不失理想与睿智,理性的光辉加深着悲剧之美。可以说,《史记》一开,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并不是由于太史公笔下的人物注定要如此, 而是太史公在深深的体悟中,在选题上,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从而映衬出一片壮美之光。
”司马迁浓墨重彩的艺术烘托, 使这些悲剧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崇高美、悲壮美,更具有震撼性,使这些悲剧人物,直面人生的苦难、顽强抗争。
一、超拔的行动
“灾难在成为压迫时同时也成为精神的内驱力和凝聚力”, 所以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面对灾难表现出的超拔的行动具有一种悲壮美, 正如魏良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从哲学的高度切实地把握了人类精神中最本质的美,并把它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中,让读者得到美的享受。悲壮,绝不是悲惨,消极的忍受;也不是悲伤,自哀自怜的无奈。悲壮,则是对人格尊严的誓死维护,是对信念的以死实践,对命运的积极抗争。司马迁以其细腻的描写在《刺客列传》中为我们刻画了一幅以超拔的行动面对死亡较量的群英图。他们勇难赴死的超拔使他们高昂的精神在人们的心目中定格, 且百世流芳。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刺杀王僚,虽然刺杀行动只在一瞬间就完成了,但司马迁为表现专诸的英雄气概, 对专诸行刺的环境进行了细腻的描写:“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 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史记·刺
客列传》)对于被刺,王僚是有防范的,而且防范非常严密,以至于从宫中到公子光的家,均安排兵士排队保护,所有门户、台阶及王僚的左右都有自己最可靠的亲戚来保护, 可以说王僚是被手拿兵刃的护卫簇拥而来的。这种情况衬托出专诸行刺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非一般人敢为、非一般人能够成功。但是专诸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利索、非常圆满。王僚死了,专诸也献出了生命。其实,在这样的环境里,王僚的死是偶然,而专诸的死却是必然。这一点读者能领会到,专诸行动前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此,专诸的行刺行动成为他人生价值的提升,是他英雄气概的超拔表现。如果说专诸是英勇决断的, 那么豫让就是坚韧执著的。豫让为报智伯的知遇之恩,“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不成,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以寻求为智伯报仇的机会。当襄子已宽赦而且赞赏豫让时, 为能够完成报智伯之仇和报襄子宽赦之义的两全, 豫让最终选择用剑击襄子之衣以致报仇之意,伏剑自杀以谢自己行刺之罪。豫让为智伯报仇是执著而又坚韧的, 但他选择报仇的方式是又一种义举。他选择“残身苦形”的方式,而否定“委质而臣事襄子”的办法,因为豫让认为,“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 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豫让既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范,又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君子。聂政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不成,为不泄漏所托之人而自毁的壮举真是决绝之至。而他的姐姐为不灭贤弟之名,以至
“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真可谓是一位烈女子呀!荆轲之刺秦王是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描写最细腻的一篇。荆轲之行与专诸一样是没有回头路的。司马迁把易水之别写得极其悲壮:“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以不顾。”这里的音乐之声即为心声,荆轲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典型,而且他的选择没有无奈,没有哀怨,有的只是豪壮与慷慨。至此,荆轲完成了他人生悲剧的第一次超越。在咸阳宫庭上荆轲刺杀秦王的壮举, 司马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