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禺话剧.doc

论曹禺前期话剧创作的本土资源
30年代中期开始,曹禺向剧坛奉献了几部剧作精品,其中尤数《雷雨》、《日出》、《北京人》等早期剧作艺术水平最高,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当我们细读这些剧作时,不难感受到其中的“诗意”现象,感受到其间流荡着一股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别林斯基曾说:“戏剧应是‘最高一类的诗’。”曹禺的戏剧作品正是诗与戏剧的有机结合,是真正的诗化戏剧。他的戏剧,从情感态度到表现手法,从主题内容到舞台效果,都在努力追求诗的境界。他把诗意的发现和现实的揭示有机熔铸起来,使剧作的题旨具有诗意化的象征意义,诗意的潜流在主题、背景和人物身上流淌,诗意的对比渗透在戏剧结构的血躯之中。因而钱谷融先生也说:“曹禺本质上是一个诗人。
一、近似朦胧的诗歌创作状态
曹禺戏剧的诗意化是从何而来的呢?看作者的气质和创作状态便可得出答案。曹禺不仅是“爱美剧的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而且是一位诗人。年少时的曹禺敏感多愁,同时又富有火热的激情,年轻时的他曾把诗当做一种“超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在诗中“他苦苦地追索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思考着人生的课题……从艺术上来说,这些诗体现出他的美学追求,他追求诗的感情,诗的意境,追求思想情绪的诗意表现,这点,对他未来的戏剧创作倒是影响深远的,由此,指示着通向戏剧诗人的路途。”诗人的气质使得曹禺在进行话剧创作时,不像其他剧作家那样先有一个主题然后进入创作,而是有了某种莫名的冲动或灵感时,在近似朦胧的、诗歌或音乐旋律般的感受与想象中,开始他的戏剧构思。这种状态下的作品往往富于“诗意”。
这一特点在曹禺前期的创作中尤为明显。比如《雷雨》的创作,最初引发曹禺写作兴趣的,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主题或整体构思,有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这在作者脑海中构成了《雷雨》最初的“模糊的影像”。进入写作之后,曹禺也不是“一幕一幕顺着写的,而是对哪一段最有感情就先写”。他说: “《雷雨》对于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于宇宙问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写《雷雨》对于曹禺是迫切的情感需要,而不是抱着写社会问题剧的心态去创作。曹禺写其他剧作时也有类似的情况。据曹禺1981年和田本相的谈话,写作《日出》之前萦绕在作者心头的,是剧中人物诵读的那几旬诗:“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其后才倒过来逐渐酝酿演化出全剧的具体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那几句诗也可以说是写作的冲动和灵感,对最终形成《日出》至为重要。写雷雨是
“一种情感的迫切需求,是不可抑制的“被压抑的愤懑”推动着他。他写《日出》同样出于“终于按捺不住”的“一腔愤懑”。曹禺称自己不是一个理智的人,太阳指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读者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去自由理解。《原野》的写作又是一种路子,曹禺写作前只是有一个想法,写这么一个艺术形象,一个脸黑的人但不一定心黑。一旦写成仇虎,和原来的想法又完全不一样了。
曹禺显然并不同于那种冷静、理性的作家,曹禺创作剧本时的状态类似于诗人写诗,是主要依仗灵感、情绪、想象,甚至冥想的。这种“灵感式”的创作方式,没有接受任何一种抽象的固定的思想概念的约束与规范,容易导致思想的相对模糊与不确定性,反而容易造成诗意与美感,给观众读者留下了回味与想象的余地。曹禺创作过程中也有现实的批判情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