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刚文年龄临界.doc

年龄的临界:为张志扬先生七十寿辰而作
柯小刚
一个向来关爱青年的仁厚长者,当他年近七十寿辰的时候,尤其值得年青人在这个人思想的召唤下,深思一番何谓年龄。
这个人称他的思想为临界的思想,而年龄,任何岁数的年龄,本就是临界。临界,这意味着同时是界限的贞定和逾越。没有界限的贞定就没有年龄的确定,而没有逾越——这又同时意味着旧日的逝去和来日的生成——就完全没有所谓年龄。任何人、任何岁数的年龄,无时不在界限的同时划定和逾越之中。于是纪念和祝福,恐惧和焦虑,无不伴随着年岁的经验。
《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
当临终的曾子引用这句诗以告诫后生的时候,人生作为生死之间临界的本质突然被带进每时每刻的年龄经验之中。《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春秋左传》僖二十二年传臧文仲引此诗谏鲁公论“国无小,不可易也”,亦是从大小之间的临界关系出发而来的政治审慎。诗文出自《小雅·小旻》。郑笺“如临深渊”“恐坠也”,“如履薄冰”“恐陷也”,无不是临界的戒慎恐惧。如果不是因为临履边界,那么无论深渊之深还是薄冰之薄,皆不足以带来惊惧。死亡的必然性恰如深渊之深薄冰之薄,就其自身而言并无足惧;然而死亡到来的不确定性却使得有生的每一岁年龄成为生死之间的可能临界。
“行年五十”,“行年七十”:“行年”这一说法表明年龄就是在边界的行走,并且就是这一行走之临界性的标记。标记乃是划界之举。看起来似乎只是因为先有了标记的划分,然后才有界限产生,但实际上标记之所以可能以及成为必要,乃是因为从事标记的偶在向来就已经生活于临界之中了。像这样行走在临界之中标记着年岁,并为之而忧惧、祈愿、祝祷和怀念着的有生有朽之物即偶在之物便是人。
人作为临界之物无时不生活于年岁的标记之中。年岁的经验就是生活的经验本身,以至于发生在年岁之中的事情反倒成为年岁的附属。所谓“系年”,仿佛人事不过是天时的系附。“春,王正月”,“秋,七月”:《春秋》无事亦书岁时首月,这是现代史学所无法理解的历史书写,因为实证主义的现代史学早已疏离了岁时的基本经验,虽然后者仍然潜在地构成着现代历史学不再自知的前提。
随着进步论的现代史观逐渐进入并主导中文的思想世界,中国人竞相以年龄的断层和代际的更新为摩登的荣尚已经一百多年了。这种风尚与其说是现代化的结果,不如说正是现代观念的基石。在这种方兴未艾的现代风习之中,原本曾是礼俗的祝寿,如今做来似乎别有行动的意义。这个意义便在于提请
“新人”们回想一下,为什么“旧时代”的人们——仅仅在我们的祖父辈之前——要以孝道作为一切风俗、伦理、政治和文教的根本?《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为仁之本”:可见孝悌决不仅是一种僵硬的礼节规范。通过孝悌之节礼所欲达致的乃是仁体的通达。而反过来,所谓仁体之通达又决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神秘的心性体验,而首先乃是礼的充实。仁-礼之充实-通达发端乎夫妇,由夫妇而有老幼代际,由老幼代际而有文质新旧临界的节止-会通。节止一面曰礼,会通一面曰仁,仁-礼一体而两面。礼区分年龄长幼而有秩序,仁通贯文质新旧而达性天。
这不但是家庭的道理,也是社会伦理和国家政治的道理,因为一切人类事务都相关于人有年龄代际这一基本事实。人是年龄的人,社会是代际的社会,这一事实不随时代、民族和文化的差异而改变。所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政治的基本事务之一都在于处理好青年和老年的关系。最好的政治是既能做到长幼有礼,又能达于上下感通;次好的情形是仅止于礼以别异,未足于乐以合同;等而下之的则是连礼节秩序都不能维建,遑论仁乐感通。长幼礼教始于家庭,文质彬彬养于身体,维新损益成于国风。《礼》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大学》
政治的问题就是新旧的问题,新旧的问题就是代际的问题,代际产生于家庭,家庭肇端乎夫妇。故《韩诗外传》云:
“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诗曰:‘钟鼓乐之。’”
《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天理人伦一也。夫妇之道,下关乎长幼之间,上关乎天地之际。夫妇之道实为代际临界问题之枢纽。《关雎》以此而为诗乐之兴,亦为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