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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诡才周作民
沉默的伪善者
周作民出生于1884年2月12日(清光绪10年16日),是周恩来的淮安同乡。他父亲周佩香中过举人,但未入仕途,以开馆授学为生。有一件小事或许可以透漏一些他早年成长时期的家庭氛围:周作民原名维新,戊戌维新以后,恐触时忌,改名为作民。
早年的周作民似乎是一个听话的乖学生。他自幼随父读书,打下了良好的国文基础。16岁时,他转入无锡谈氏主办的东文学堂读书,师从大名鼎鼎、后来师德颇遭人非议的罗振玉。由于聪颖好学,周颇得罗氏喜爱。
1906年,周作民以优异成绩考取广东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就是京都帝大的前身)学习,两年半后,广东官费因故停发,周作民只得辍学回国。周作民在日本期间,正是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反清活动极端高涨的时候;他没有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把全部精力用在功课上,连寒暑假都不间断。从他后来的作为来看,他对政治其实一点都不冷漠。对于权力,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感,他深知权力的厉害,也懂得如何接近、利用权力。
1908年秋,周作民回国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他在财政部继续供职,并于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周学熙出长财政,周作民试图留任的努力失败以后,离开了财政部,也永远地离开了仕途。此后,他出任了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并兼任国库课主任,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
由于曾经在财政部任要职,周作民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这为他后来下海经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作民一到交通银行,便成为核心骨干“五总”之一。他与文书课主任陈福颐、会计课兼钞券课主任谢霖三人负责处理总行的一切日常事务,是交通银行的实权派。
当时北京有两家主要的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高级人员的特点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交通银行高级人员则多能应酬拉拢,手面较大。交通银行也是臭名昭著的交通系大本营。
周作民在交通银行最大的成就是摆平军阀倪嗣冲,设立芜湖分行,此事也成为他日后成立金城银行的最直接契机。当时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想在芜湖设立分行,发展皖南的茶叶贷款与押汇业务,但慑于安徽督军倪嗣冲的蛮横跋扈,一直未能得逞。梁不甘心,又派周作民前往尝试,给予活动费2万元。
周见倪时,申述交通银行有计划贷款发展皖南茶叶,将来可使皖省税收增加,这一谈话,倪闻听甚为动容,当晚设宴招待。宴罢由周陪倪作麻雀戏,第一晚,周即输了5000元,遂开中国银行支票拨付。倪见周举止豪迈,同时在晤谈中又见周对金融、财政、实业诸端陈述甚详,则默加赞许。周作民与倪嗣冲周旋了二十余日,始终未提在芜湖设立分行的事情,直到最后临行前夕,周向倪辞行时才提及此事,倪未加考虑即慨然允诺,但希望周能亲来办理此事。整个公关过程好像一部戏剧,周作民在其中收放自如,分寸拿捏准确,宛如天才的演员,令人叹为观止。
周作民不仅熟悉和善于利用人们之间各种卑微苟且的勾当,也明了如何与真诚公正、高尚质朴的人打交道,比如范旭东和卢作孚。他们两人不仅个性极强,而且为人处世也很方正严谨。周作民曾经给予永利和民生巨大的支持。金城银行在永利前景还非常不明朗的时候就决定投资支持,甚至在1921年后,永利和金城订立透支了10万元的合同,透支数额逐年增加。一向喜欢对投资的企业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