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现代社会演讲稿.doc

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

一、儒家文化的三个层次:经典、制度、核心精神
一般而言,儒家文化包括三个层次:儒家经典、依照儒家思想而设立的社会制度和儒家经典所体现的核心精神。
(一)儒家经典的形成过程:儒家经典主要指的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典,后来《乐》典亡佚,实际上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典,这五典在汉代武帝之后定为经书,从此,儒家思想就成为治国的法典。对“五经”进行注疏、训解、阐发等专门研究的学问就是经学。
儒家经典与孔子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六经》都经过了孔子整理和修订。《诗经》是周代的诗歌总集。本来有三千多篇,周代时已经缺失了一部分。孔子删去了其中有重复的部分,挑选了符合礼义的篇章,最后成三百零五篇,并配上乐,使这些诗篇都可以诵唱出来。《书经》是三代历史文献及部分上古史料的记载。孔子搜集上古及三代文献,为《尚书》编了次序,并作了《书序》。《礼经》是西周、春秋时各载。孔子曾考证了夏商周三代之礼,并对《礼经》加以损益,主张恢复周礼。《乐经》可能是以乐谱来记载的音律、舞蹈方面的知识,后来失传。司马迁引《论语》中孔子论乐的言论,来说明孔子正《乐经》的事迹。“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论语·子罕》),《论语》中关于孔子论乐的记载还很多,可见,孔子对《乐经》也作了一定的整理工作。《易经》是古代占卜之书。司马迁认为,孔子晚年喜欢研究《易经》,曾为《彖》、《系辞》、《象》、《说卦》、《文言》作序。认为孔子研究《易经》很勤奋,“读《易》,韦编三绝。”可见,《易经》也经过孔子整理。《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司马迁认为,孔子因其道不行,于是根据鲁而作《春秋》,上至鲁隐公元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其文辞约而旨义博,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明确说明《春秋》为孔子所作。以上表明,孔子与“六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卓越的思想家和文献整理家,在创立、传播他的思想及教学实践中,对搜集来的大量古代文献作了整理修订,编订“六经”。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的承先启后和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概括地说,儒家经典可以分成“五经”系统和“四书”系统。“五经”系统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稳定的过程。先秦时期是儒家经典的形成和奠基时期。根据古代史书的记载和现代出土文献的考证,孔子曾经用“六经”作为教材去教育学生,至少在战国中期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并成为当时士人学习研究的主要经典。《乐经》可能是在秦始皇焚书和战乱中失传。到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指的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乐经》已无博士。
东汉时,儒家经典由“五经”增加到“七经”,当时通行的“七经”是《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论语》和《孝经》。尊崇“至圣先师”孔子,尊其为“素王”。同时提倡孝道,宣称“以孝治天下”,因此《论语》和《孝经》也受到特别的重视。当时学人先通《论语》《孝经》后再学习其他“五经”。
唐代将先秦的“五经”扩大为“九经”,即《诗》、《书》、《易》加“三礼”和“三传”,“三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三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传》,总称为“九经”。唐代以科举取士,就把这九部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根据。
唐朝后期,在科举取士“九经”的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合称“十二经”,并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刻成石经,立于国学,史称“开成石经”。重视《孝经》,使《论语》重新为经,并将古代训诂书《尔雅》提高到经的地位,这是唐朝后期“十二经”的特点。
宋代在唐末“十二经”的基础上,又将《孟子》从子部提升到经部,列入经典之中,成为“十三经”。从此中国儒家经典正式确定,并一直流传至今。
宋光宗绍熙年间,合刻“十三经”注疏本问世,是我国最早的经学十三经丛书。今天通行的《十三经》注本有两种。一种是《汉魏古注十三经》,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四部备要》第一、二册缩印而成,又称“四库备要”本。因笺注者王弼、韩康伯、孔安国、毛亨、郑玄、杜预、何休、范宁、何晏、赵岐、郭璞为汉和魏晋人,故名《汉魏古注十三经》。
另一种是《十三经注疏》,不仅有汉魏人作的《注》,还有唐宋人作的《疏》,是清朝阮元根据宋本校刻的善本,中华书局1979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阮元刻本影印,并作了校勘。这一种《十三经注疏》还有简体字版本,是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的李学勤先生点校的,以阮元刻本为底本,作了一些技术处理,简体,横排,方便了读者的学习和研究。
“四书”系统是在宋代形成的儒家经典体系,区别于汉唐经学的“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