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与柳永词之异同.doc

苏轼词与柳永词之异同
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录了苏轼的一段逸事:“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与柳七郎如何?’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东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可见,柳永和苏轼一向被认为是词风迥异的两位词人,他们分属于“豪放”以及“婉约”两派。因为传统上认为,苏轼创作豪放高雅的词,是对柳永“俗词”的否定。且可以确定的是,自宋代到清末,士大夫们对于柳永词风的评价都不高。这一点从上面幕士的话中,亦有所体现。
但是事实上,苏轼词与柳永词之间的异同并非用“豪放”和“婉约”这简单二词便能加以区别。另外,二者在词史上的地位,亦并不是单单强调苏轼词对柳永词的革新便能概括的。
在题材取向上,二人同样是朝自我化方向拓展——重于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心态。晚唐五代词中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而柳永却突破了这一点,真实地于文字当中寄予、表现自己追求、矛盾、失意等复杂心态,这在其所擅长的羁旅行役题材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六么令》中“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短短一段文字,便将长期在外宦游,不得不与佳人别离的苦闷辛酸表现得淋漓尽致。苏轼更是进一步开拓深化了这种抒情自我化方向。他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如同诗一样可充分体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这种
“自是一家”的理念和创作主张促使苏轼继柳永之后,能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统一。
在创作方向上,二人却表现出很大的区别。柳永改变了过往词作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变“雅”为“俗”。这首先表现于柳永在词作中对于浅近俚俗语言的运用。像现实生活中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和俚语“怎”“自家”“都来”“抵死”等都在柳永词中被多次重复使用。故柳永词在当时获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声誉。其次,柳永词之“俗”还表现在题材内容选择上。柳永词多吟咏男女之情,描写世俗下层女子的体态姿色、情感愿望以及表现北宋繁华富裕、缤纷多彩的都市生活、市井风情。柳永词中有关于世俗化市民生活情调的思想内容,迎合、满足了市民大众的审美要求,这无不与其生活经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柳永之词并不是全部显“俗”。他还有相当一部分雅词。这种“雅”特别表现于其表达自身羁旅行役时内心世界的词作。如《少年游》“夕阳岛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中,情景交融,音律协婉,一种自然感发的情怀承载着他真正的精神品格于细致清丽的文字中得到充分的表露。而苏轼之词走的则纯粹是“雅”的道路。他写词时所用的是传统的雅言,但其中所表达的题材内容却较柳永要宽泛得多,包括有政治、历史、禅理、玄理、山水等。重要的是,他习惯于在描写这些内容的同时,抒发自己的情感和人生态度,而不是空泛地款款而谈。如《蝶恋花》中: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阙中,虽重在写景,然而“红花”“青杏”“柳絮”等意象,无不撩人愁绪,脱俗的文字携着雅致的味道使得伤春之感油然而生。另外,哪怕是在处理言情题材上,苏轼词也呈现出有别于柳永词的“传统艳情”风格,他不是单纯停留在男女爱情相思的描写上,而是常常有所兴寄。另外,他习惯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