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的清廉情怀.doc

北宋名臣的清廉情怀
 读《宋史》中的范仲淹、包拯、赵抃、欧阳修传记,在为这些北宋名臣的品格和作为所感动的同时,也生发出一些感触。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潜心为民、清正廉洁、正道直行的情怀,值得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借鉴。
潜心为民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其精华之一。要做到爱天下苍生、爱黎民百姓,必须具有宽广的胸怀。古时官场上的窥觊私利之辈,往往是通过鱼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来中饱私囊,自然与“仁者”无涉。范仲淹等北宋名臣立身行事、从政为官,能以百姓和社稷利益为重,摒弃私情、秉公执政,正是以“仁者爱人”、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一乐、一先一后,道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以黎民百姓忧乐为己忧乐的“仁者”情怀。史载,范仲淹曾资助过许多贫困的文人或下属。他晚年时捐出自己的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资助族人尤其是穷苦人家。
不仅如此,范仲淹的爱民行为还表现在他从政后,对庸官和贪渎者的疾恶如仇。比如,宋仁宗时期,官僚机构臃肿,州县官吏多有不称职者。范仲淹在推行吏治改革时,视各路官吏优劣,迁赏政绩卓著者,降黜贪渎和不称职者。当他“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勾去”时,枢密使富弼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言语中,折射出范仲淹心怀天下、为民兴利除弊的风范。
范仲淹潜心为民,颇有政绩。他在邓州知州任满离去时,百姓沿途数里拦截使者,请求留任范仲淹。他在邠州、庆州任职时,颇得时人称颂。当地汉族、羌族百姓曾为他画像、立生祠,感念他;他去世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包拯生前就已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连孩童、妇女都熟悉他的名字。《宋史·包拯传》载:“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为百姓所称颂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崇敬。
赵抃与同时期的包拯齐名,也是小说、戏剧中清官廉吏形象的原型之一。史载,京师百姓称赵抃为“铁面御史”;他“日所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其为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在虔(州)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他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就高兴地弹琴取乐。可见其律己甚严、为民兴利。
欧阳修在《乞出表》中说:“大仁博爱而无私,未尝违物。”他在滁州任上,对政务实行“宽简”(宽容和简化)的政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声誉,只求把事情办好,因而颇受百姓称道。这也是欧阳修从政的风格。有人读他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处于不问政事的状态。其实不然,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是在“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中,感受到百姓安居乐业和“与民同乐”的满足。
在中国古代儒学传统中,“与民同乐”是士大夫追求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和抱负。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所折射出的正是心系天下百姓。而赵抃每天晚上虔诚地向上天坦陈自己白天所作所为,亦是源自对社稷、百姓的敬畏。
正是源于心系天下百姓,范仲淹等北宋名臣把社稷、百姓利益以及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也正是源于心系天下百姓,才使他们对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