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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夜生活
这可能是你能见到的最“?丝”的迪吧了:几盏昏暗的灯光随着音乐节奏忽明忽暗,完全谈不上什么灯光效果,说它是用来照明也许更准确。由水泥和铁栅栏拼接而成的外墙,将这里营造得更像一座森严的牢笼。所谓的舞池,只是外圈轮滑场围着的一块空地。
舞池里挤满了人,但几百人里只有十几个女孩子。在舞台上,忘情扭动的不是在其他夜店能看到的艳丽女子,而是十几个自己走上去的小伙子,眼神迷离,舞姿生硬。穿梭在卡座与吧台间的不是穿着暴露的啤酒小姐,而是带着红袖箍的保安大叔。
这里是2013年8月25日晚上的“夜莺”迪吧,位于深圳观澜富士康厂区南门购物广场的地下――富士康夜生活的一个角落。
人口超过20万的富士康观澜厂区堪比一个县级市的体量。但它又与一般的人口聚集区有天壤之别――你很少看到中老年人,绝大多数是20岁以下的青涩面孔。在全盛时期,当地人均收入与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江苏常熟相当()。这里恐怕还是中国网吧、KTV、手机店、电玩城、麻将馆最密集之地,无数闪烁着暧昧霓虹灯的按摩店、私人诊所也间或其中。
长久以来,世界关注富士康都集中在那些保安措施严密的厂区里。在动辄两三平方公里的园区之内,在数十个厂区组成的制造王国里,苹果公司的iPad和iPhone、惠普和戴尔的个人电脑、小米公司的小米手机以及任天堂的游戏机Wii正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在过去的30年里,凭借尽可能生产全部配件和军事化的强硬管理策略,郭台铭持续大幅拉低电子制造的生产成本。一位同行曾开玩笑说,郭台铭手里攒下的硬币就值20亿美元。时至今日,富士康所属的鸿海精密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头号电子产品代工商。它连续十几年都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着,去年达到了1175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甘肃与宁夏2012年GDP之和。
你还可能听说过这样的事实:深圳富士康拥有自己的电视台、消防队、医院、富士康牌咖啡和富士康牌井盖。在深圳龙华厂区,每天的午饭就要用掉10多吨大米。在用工高峰时,每天招聘的新员工超过3000人。要维持这样一个园区的正常秩序,他们雇佣了1000多个保安。
低成本成就了郭台铭,也让他最近几年陷入“血汗工厂”漩涡之中。无论是苹果自曝高强度用工,还是2010年的12连跳以及最近频发的罢工事件,都让其成为最具争议的公司。但这些都指向了作为工人的物理性数据。作为一个特殊的聚集人群,作为普通人,在工作之外,富士康工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到底是什么状态?
在郭台铭1988年设厂的深圳龙华和后来的观澜,在最近几年向内地转移的典型河南郑州,在聚集了总共超过60万人的富士康园区之外,夜晚来临时,富士康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开始呈现出来。
为什么要娱乐?
“夜莺”迪吧从外面看不到招牌,来此消费的基本都是富士康的工人。虽然环境极其简陋,但迪吧的生意异常火爆,原因很简单:它满足了很多富士康工人夜生活两大关键词
――发泄、廉价。
20岁的小辉最常进行的节目就是去“夜莺”蹦迪。“10块钱入场,便宜,进去也不买什么酒水,就是干跳。”他很喜欢从迪吧刚出来的感觉:“整个人被音乐震得木了,大脑停转了,感觉很爽。”
2011年的春节后,他不顾父母反对,来到了深圳富士康。“当时听说每个月能挣3000多,管他跳楼不跳楼的,想都没想就跟着村里的朋友来了。要是在家帮父母干农活,一家忙活一年挣的钱还没我三四个月挣得多。”
来到了富士康后,让小辉这个“小时候兜里零花钱从来没超过20块”的农村孩子迅速有了“城里人的感觉”。但很快,富士康机械、枯燥的工作和离家后的孤独感吞噬了小辉挣到工资的喜悦。
在富士康,大部分人无不被这种枯燥感包围。马帅是郑州富士康生产流水线上一名普通的钳夹工,进厂已经有两年多,虽然只有19岁,但在流动性很大的富士康里算得上是老人了。马帅描述他的工作说:“俺做的活儿机器就能代替,干一年、两年都一样,没什么经验积累,一站能站一天,下班了就找几个人出去放风。”
在郑州富士康,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被严格框定的,每天8点半准时上班,按规定8点15分员工必须到齐,迟到的会被扣工资。为了实现厂区生产效益最大化,员工的用餐时间也被细化规定,不同车间用餐时间也不一样,但时长都是一个小时,中午从10点开始到13点结束,晚上17点到20点结束,这三个小时间,被细分到了不同的三组车间,以避免用餐排队而造成的时间浪费。在做工期间,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向线长申请,这样会被准许10分钟的解决时间,如果超过时间没回来,生产线的线长便会加以管教和批评。
“有的线长素质低,总是骂人,”马帅说他曾亲眼见到一个线长对新来的普工爆粗口:“你××会做不会做,不会做给我滚蛋!”“如果你太老实,在里面还会挨打。”他说。
这无可避免地造成了疏离感的企业文化。富士康深圳观澜工厂的一位线长告诉《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