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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一、传统伦理道德与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情感信念来处理的关系。
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饰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在文化史上,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把道德在文化价值系统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尊卑、长幼、德性成为确定人的地位、建立秩序的三个基本要求。三者之中,前两者是外在的既定的,唯有德性方能主观能动地实现自己。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突显人格尊严,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
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思想,由此形成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
二、礼
一般说来,传统道德规范或德目有两种:一是由伦理学家概括出来的,或者由统治阶级提倡并上升为理论的规范,即“礼”;二是那些虽然未能在理论上体现和表述出来,上升为德目,但在世俗生活中得到了广泛认同与奉行的习俗性规范,即“俗”。
前者比后者更自觉,后者比前者更丰富,并且往往比前者更纯朴、更直接地体现着某个民族的品格。
“在上为礼,在下为俗。”
(一)礼的涵义
礼原指祭祀用的器皿,后来泛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下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说文解字》释“礼”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而对“履”,则解释为“足所依也”,徐灝注笺说:“履,践也,行也。此古义也。”
可见,“礼”的本义是“行”和“践”。它最初是为祭祀鬼神而制定的,是人神沟通的桥梁。后又演变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成为社会行为的法则、仪式的总和。它强调人的行为按“礼”行事。
因此,古代统治者把礼看作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至上法宝。儒家十三经典籍中就有“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
礼的涵义相当丰富复杂,大于礼俗、礼仪、礼貌的内涵。而且,礼的涵义还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
(二)礼的发展变化
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礼神到礼人的过程。可分为六大阶段:

主要指夏商两代。夏礼无文字可考。
《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说明商代之礼,尚未形成社会人伦方面的制度,而只是尊神敬鬼之礼。

指从西周开始,依照血缘亲疏、等级尊卑标准制定的礼仪。
内容复杂,其范围上至朝政,下至婚冠丧仪、衣食住行,无所不包。主要特点在于重人际关系。
周礼通过繁复的仪式,定名分,成制度,规范着人们方方面面的行为举止。但并未僵化。
《周礼》: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礼崩乐坏,孔孟重建。
孔子认为其原因是“不仁”,故强调以“仁”为礼的核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孟子则主张以灵活权变的眼光来看待礼。如淳于髡问礼、齐宣王问臣弑君。

汉初,叔孙通为刘邦制礼,主张因时世而制礼。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形成儒家礼教,对人民思想行为的束缚更为严厉。
现存汉代诗歌中有关男女之情的诗篇都没有越出礼教的范围。
但是,汉时礼教并未发展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如汉时并不遵守“妇人贞吉,从一而终”(《周易·恒》)的信条,文帝死前下令包括他最喜爱的妃子都可再嫁,东汉光武帝甚至亲自为他的寡居姐姐湖阳公主物色对象。汉宋弘为司空时,光武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因谓弘曰:“谚云:‘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谓主曰:“事不谐矣。”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加之玄学兴起,儒家礼教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另一方面,“当时篡乱相仍,动用殊礼,僭越冒滥,莫此为甚矣”,最高统治集团就不守礼,往往以禅让为名篡权夺位,“君为臣纲”成为一纸空文,礼教失去约束力量。
出现一批反礼教的士大夫,阮籍、嵇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