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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学习心得体会
篇一:政治学心得体会
[政治学心得体会]张小劲教授同景跃进教授合著的《比较政治学导论》是我所读过的国内政治学教材中较难懂的一本,政治学心得体会。该书重在方法论分析,对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史梳理也很详细。纯理论的分析极大地考验了我的耐性,然而,这本书我又不得不读。好在我在书中也偶尔发现些新大陆,发现很多我们所常用的理论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我则常常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比如,我们所说的政党现代化理论中的输入输出模式就从伊斯顿的理论中找到依据,而对于所谓西方国家也并非那么民主的指责,也多可以从当代新国家里面中的新保守主义派理论中发现影子。比较政治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多是由于行为主义的发展,大概也可以算是行为主义的一个衍带产品吧。无论是伊斯顿的输入输出结构模式还是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模式,其行为主义特色是显而易见的,而后者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又明显受到前者的影响,很多都是直接的运用。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很多新的国际形势都无法用系统理论来分析,虽然在这个时候,系统论也产生了一些相关的系统内的替代理论,但终究还是被指出含有保守、过于技术等弊病。于是,国家理论又重新被学者们所重视。而此时的国家观,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观,它大量吸收了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模式与框架。新的国家理论虽然是以批判系统论起家,但是实际上,它的批判和新理论的建立都是建立在其批判对象的基础之上。这里有点像,我国宋明理学的发展,理学也是从批判释教开始,而其批判与新理论的建立也是建立在释教的基础之上。这一种过程或许就是中西学术发展的一个共性特征之一吧。应该注意的是,儒学的发展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无论佛教、玄学如何的盛行,儒家在国民性特征构造中的地位实际上是没有变化的。而在我看来,国家理论似乎同样如此,无论系统论如果发达,如何地批判国家理论,国家理论中政治,尤其是在政治实践中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国家理论复兴是必然之趋势,即使没有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环境中所体现的国家重要性的凸显,国家理论的复兴也是必然的。无论是系统理论还是新国家理论,它们都是以由伊斯顿开创的输入输出结构模式为核心为基础,这是从理论上讲的。而从实践而言,伊氏的这套分析模式,对今天的政治实践依然具有重大意义。上文中所提及的政党现代化问题就涉及到这个方面。输入输出应该是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具体到中国的政治实践,或者说是中国的政治现实,这套输入输出模式中的输入环节是极为薄弱的。可笑的是,我国的一些学者往往以新保守主义学者对输入的怀疑来论证输入的不合理性,进而认为,民主也不一定是好东西,能够实现稳定的输出不正是西方学者现在所期待的?他们殊不知,西方学者对输入的质疑跟他们所说的东西是南辕北辙的关系。西方学者质疑输入是因为输入有过,影响了输出,而我们则是因为输入太少,而制约了输出。中西方要解决输出的问题,确实都要从输入入手,但是,却是要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这就好比一个人肚子疼,一个是因为吃得太多,而另外一个事因为吃得太少,要让肚子不疼,吃得多的自然要少吃点,吃得少的岂能也少吃点?可见,那些喊民主不是个好东西的,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伊氏的这套理论是个现代理论,用这套理论去分析历史问题可能故意有些难为古人。但是,如果能够从对古人分析那里得到些现代的启示,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尤其在我们国家,我们的实际政治状况同古代政治状况的瓜葛也不见得是一刀两断式的干干净净。在古代中国,政治输入是有限的,大抵茶馆里毋谈国事的条子就能最好地说明古代政府对输入的态度。如果说有输入的话,无非有这样几种:第一,科举考试。老百姓要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这些参加科举的学生或者就是参与科举的本人来传递,然而,通过科举获得这种输入能力的人,此时已经不再是老百姓了;第二,官商勾结。工商人士在古代中国是没有地位的,但是,官商勾结的勾当却不是现代社会的独有,古已有之,商人通过一些非法途径实现这种输入;第三。革命。革命者来自底层,但是当革命成功,革命领袖成为新的统治者,而通过革命的输入也算告一段落。与这种效力有限,成本昂贵的输入相比,在古代中国输出则相对健全。无论是德治、法治,还是神治、天治,其实都是在
为一种稳定的输出做注脚。今天,政治现代化基本被国人所认同,加强公民参与也基本得到了官方认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大类型,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政治的输入建设理论上讲是可以期待的,然后,前几天看到那位给总理提议看看天坑后就躲了几天的老农民的新闻,我又不禁茫然起来&&伊斯顿的理论强调系统内,系统外的合力,在我国怕用党内、党外来得更直接。洋理论到了中国,总会走些样,这会的情况会怎么样呢?或许,还是民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