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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意识的萌发
鸦片战争 (1840-1842) 后期,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林则徐
强调“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
者,我亦能往”;魏源则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建立
一支新式海军,“集于天津,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
“自强新政”兴起后,刚刚萌发的近代海防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李鸿章呼吁:“外
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同治五年 (1866) ,左宗棠更上疏清廷,
阐明加强海防的重要性。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
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
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左宗棠认为当西方列强争雄海上、争夺海权之际,中国不能自甘
落后、无动于衷,他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
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已经认识到建设一支近代
海军不仅是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需要,也是“防海之害而收其利”的需要,这无疑是近
代中国人逐步树立海洋意识的一个新突破。虽然左宗棠当时对“海洋之利”的内涵认识还
比较肤浅,但应该说已经有了初步的海权意识。
同治七年 (1868) ,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程》 ( 直到 6 年后才经代
奏转达朝廷 ) ,提出要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新式海军, “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
钵轮船 ( 炮艇 ) 十号” ,并各设提督统辖, 彼此呼应, 联成一气。 三洋各设三座制造厂, “水
师与制造相互表里”。丁日昌的条陈,首次规划了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方案。
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欧美有关海防建设的理论传入中国。同治十三年 (1874) ,德国
人希里哈的《防海新论》 (1868 年在伦敦出版 ) 由江南制造局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部从军
事上总结美国南北战争成败得失的理论著作,该书的主导思想在于必须以积极的海上防御
措施取代传统的海防手段。这部书的翻译出版立即在中国政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中
国海防建设的主要理论来源。其时,正值日本入侵台湾,一个刚刚起步开始学习西方的东
洋岛国也敢打上门来,不能不使清政府极为震悚。总理衙门认为必须积极筹措海防,并提
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应变措施。清廷遂命沿海、沿江督抚、将
军筹议,这就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在讨论中,有五位督抚大员直接引用了《防
海新论》 的基本观点, 特别是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本来就强调近海防御, 因此,
对希里哈有关近海重点防御的论述极为欣赏。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就吸收了希里哈的
不少见解, 认为希里哈关于 “聚集精锐, 以保护紧要数处, 即可固守” 的论述 “极为精切” 。
李鸿章倡导重点设防的 守势战略 ,就是直接接受《防海新论》的影响。
精炼海军加强 海防
在第一次“海防议”中,左宗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为清政
府所采纳,从而在国防战略上确立了海洋与大陆同等重要的原则,也使海防在国防指导方
针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从此以后, 清廷决定由李鸿章、 沈葆桢分别主持北洋与南洋防务,
开始成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