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在文革结束十周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的名作《动物
农庄》。读罢之后, 最初产生的强烈冲动就是, 将这篇小说译介给国内读者, 或许能为人们提
供一个反思历史的参照物。两年后这篇小说终于得以在上海一家杂志发表,结果并没有引起
任何反响。这本出版于半个世纪前,译成中文不过六万余字的小书在国外早已是家喻户晓,
老少皆知,先后被译成三十九种文字,至一九七二年仅英语本销量就已达到一千一百万册。
而在一个最应受到理解的国度, 它却遭到未曾预料的冷落。 惊异之余, 颇有点说不出的无聊。
当时的情形是,西方的各种思潮,尤其是个人意识的解放正风靡大学校园,学者们也正热衷
于对东方文明的文化批判,沉浸在把社会又一次划分为精英和非精英中。对当时大多数人而
言,小说揭示的主旨显然是过于明晓而浅显,因而也就不值得一谈了。书籍的确有它自己的
命运。
这是一篇政治寓言小说,以隐喻的形式,写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被背叛,自然还有革命
的残酷。一个农庄的动物不堪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庄主;它们建
立起一个自己管理自已的家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两只领头的猪为了权力
而互相倾轧,胜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猪们逐渐侵占了其他动物的劳动成果,
成为新的特权阶级; 动物们稍有不满, 便招致血腥的清洗; 统治的需要迫使猪与人结成同盟,
建立起独裁专制; 农庄的理想被修正为 “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为平等” ,动物们又回复到
从前的悲惨状况。 明眼的读者自可看出, 此书不属于人们所熟悉的那种蕴含教训的传统寓言,
而是对现代政治神话的一种寓言式解构。
对于书中所揭示的革命后一切都没有改变,以及操纵语言歪曲真理的现象,人们尽可持
不同看法。 事实上, 此书自经出版, 对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顿过, 社会主义国家自不待言,
西方国家的知识界也是众说纷纭,右派认为它是抨击苏联社会主义,左派认为它也抨击了西
方资本主义。使我感到震撼的是,书中描写了无数次杀戮,这些杀戮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
比一次不可理喻。在一九五四年英文版的前言中,伍德豪斯在谈到这些杀戮时用了这样一个
评语——“毫无目的的残酷” 。
这使我想到已经过去的文化大革命。
要说残酷, 自然非文革莫属。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 文革的残酷程度即使称不上空前,
也排得上前茅。通过一九八零年特别法庭的审讯,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的种种阴谋,他们
利用权力残酷迫害他人的罪行早已昭然于天下。迄今出版的大量文章和书籍证明,在对这伙
人的揭露方面,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不遗余力的。今天,人们公认的看法是,林彪、四人
帮所作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有缘由的, 即为了搞乱国家, 以便乱中夺权。 因而对他们来说,
文革中发生的一切 “是完全必要的, 是非常及时的” ,他们需要这样, 他们不这样倒是不可理
解的。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一切归罪于这伙野心家的政治阴谋,甚或仅仅归
之于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就很难理解文革中出现的普遍的疯狂和荒诞,我们对这段历史的
认识将依然会停留在简单的水平上。
有朋友曾说,文革是一笔巨大的遗产。他说这话时是指在若干年后,对文革学的研究将
养活许多吃学术饭的教授、副教授们。此言也许不妄,然而我总觉得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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