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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语文教学对现代语文教学的启示
 
(本文2000年7月于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美教育研讨会”上宣读发表;2001年9月发表于“全国基础教育论文集”-P420.()
 
 本文发表时候作者姓名:)
 
 
 
正文
汉语作为母语,是中国语言教学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汉语(作为母语)教学圈内自上而下思想特别活跃,许多专家和教师对语文教学成效持相当严肃的态度,反思的内容已涉及到教学指导思想、教材设置、教学方法诸方面,并已达成相当成熟的共识。
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78年,吕叔湘先生说:“十年义务教育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习,却是大多数人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2700课时,接近中小学全部课时的30%。然而,每年全国有几千万青工在补课。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会记笔记、写不了实验报告、病例。至于硬笔书法更是众所周知的差。”吕叔湘先生这番话成了语文教学界反思的导火索,也被认为是建国30多年—-主要是文革十年――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非正式“总结”。
1992年3月20日《文汇报》就如何改进语文教学组织了一场很有影响的讨论,陈钟粱老师再次提出那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即“我们的学生花在语文学习上的时间最多,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却不强”。其原因有:①语文教学过去偏重内容与篇章的分析,削弱了最基本的语言训练。②围着一张考卷转,片面追求升学率。③教学形式主义盛行,不讲实效。
  很多老师紧随其后,有些老师指出目前的公开课(观摩、经验交流、实践、精讲……)已完全流于形式,存在以下几大弊病:①重讲轻练、以听代练。②刻意求利、获益不多。③重视听课、忽视评课。
有些老师指出:“当今中小学语文课的最大弊病就在于老师讲得太多”;“在工具性、实用性上下功夫”;“语文教学要适应现代生活需要”;有些老师强调改进阅读教学,开设快速阅读,以适应信息世界的需要。有的老师发现高考作文题不合理,“试卷越来越长,文字越来越多,内容覆盖越扩越大”。以1991年高校入学考试题为例,满满八大页,6000字,内容包括汉字读音、辨形、标点、关联词语、文字鉴赏、句子修改、意义衔接、消除歧义句、长句改短句、汉字笔画、现代文阅读、文言文阅读、外加两篇作文。
1992年第三期《语文学习》刊登了郭宗明老师题为《试论40年来语文教学的总体失误》的文章。对教学指导思想、教材设置与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存在的失误进行了探讨。
1.  指导思想方面
(1),过于注重研究如何把学生教好,而忽视了儿童和青少年自身蕴藏着学习语文的潜能;只注重在如何教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下功夫,忽视了人类掌握语文的特殊规律。
(2), 过于注重研究教学法,而忽视了教学主导者(老师)素质和水平的提高。
2.  教材设置方面缺乏权威性、规定性、稳定性。
   五十至七十年代以来盛行的“五大块”教学法(作者介绍、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写作特点)只注重师生对课文所表现出来的背景、内容和语言现象的分析及研究,而忽视了学生对课文本身的消化和吸收。
对“五大快”的弊病,郭老师描述得特别精确:“我们的语文教学不是去引导和要求学生在特定的阶段掌握一定量的语言材料,而是几乎不分阶段的大规模地对语言材料提出问题进行分析。”我们的教学目的明明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而实际上的做法却是在同学生分析语言现象。比如说,不是要求学生会写一定量的汉字,而是要学生分析汉字的造字方法(那实际上是文字家的事);不是要求学生掌握和正确运用一定数量的词汇,而是要学生分析词、短语的组合方法,甚至词中的语素的原意(那实际上是语法学家的事);不是引导学生猛练作文,而是尽在一些“比喻和比拟的区别、借代和借喻的区别”等纯理论问题是兜圈子(那实际上是修辞学家的事)。
汉语老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非常敏锐,敢于从宏观高度讨论问题。但是,由于未经过现代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洗礼,他们考虑问题,尤其见之于表述时,更多的用的仍然是旧语文学的范畴,其语言风格带有更多印象、直观、非逻辑的色彩。这个问题体现在语文教学的各级专业杂志上,相当一部分争鸣文章和原则关涉不大,实际上是文字“岐义”之争,由于未能引进新的理论体系,新的范畴、术语,大量的文章由于限于个人经验的狭窄,不能上升到规范语言和公认一致的理论层面,造成智慧和经验令人痛心地损失。叶老生前曾呼吁“愿语言老师和语言学科的工作者通力协作研究语文教学,做到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用心诚然良苦,可惜知音不多。事实上,经过我们的观察、比较和分析,中国语言教学,存在的问题首先体现在“教室政治”,即师生关系上,“教师中心”论几十年没有被清扫过。学校名义上是为学生设立,但由于事实上的无视学生的根本利益,教师素质从来没有提到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