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中的“乌托邦”叙事.doc

论《水浒传》中的“乌托邦”叙事-哲学
论《水浒传》中的“乌托邦”叙事
肖亚楠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乌托邦”叙事是乌托邦思想对文学创作形成重大影响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乌托邦文化”的源泉,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水浒传》作为一部最能表现乌托邦思想的小说,它的“乌托邦”叙事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乌托邦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状况。
关键词 :《水浒传》;乌托邦;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140-02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乌托邦”传统
“乌托邦”一词向来都是一个难以界定的词语,这与它从一开始便带有“幻想”、“理想”等与理性主义相反意义的标签有关。它最早出现在16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小说《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中,这部小说以其完美诠释理想王国而风靡欧洲,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类追求的理想国蓝图。全书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对15、16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进行了深入的描述。贵族、富人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劳动者为社会创造了财富,然而生活却不如牛马。第二部分,莫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国画卷。在乌托邦岛国内,消灭了私有制,所有东西都尽归公有。从莫尔开始,“乌托邦”一词便开始代表着一种与现实社会相反的“社会图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定义乌托邦:“一种理想的国家,居民生活在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环境中。”
西方“乌托邦文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继承了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思想和早期基督教的天国意识。无独有偶,中国社会中也存在着类似“乌托邦文化”的源泉,并对历史文化发展中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一直以来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对“大同”、“理想”的追崇是最早的“乌托邦”雏形。在《礼记·礼运》中,“大同社会”已经明显具有乌托邦色彩,墨家提出的“兼爱尚用”、“非功”等思想更能体现中国人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与频繁战争中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乌托邦设想”表现的更具有批判意识。如果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乱而归隐山林”,那么《水浒传》中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一直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子便勇敢地向前一步: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施耐庵更像是墨家和“乌托邦”思想的追随者,他完全跳出了“个人追求”的儒家思想范畴,迈向更大范围的“社会追求”。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勇气,正如评论家王钟麒说:“生民以来,未有百八十人组织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若耐庵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著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民相抗衡,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小说也。”[1]施耐庵在1372年逝世,由此算来,《水浒传》较之莫尔的小说早了近150年。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乌托邦思想”甚至走到了欧洲的前面。除了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宋明经济的发展也为其发展与繁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知道,宋朝实行的“抑武扬文,君臣共治”的方针,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文明的载,宋朝人口最多时达到1亿多人,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富裕一倍。经济的发展也使农民与地主的依附关系变得松弛起来,农民的地位得到提高。一部分人脱离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