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在“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难的是“始终”,最可贵的也是“始终”。“有始有终”,是成就任何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而又难。唐太宗在执政之初,记取隋炀帝贪暴而亡的教训,比较认真地实行了“偃武修文”、“戒奢以俭”等政策,为“贞观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当称“有始”。随着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连唐太宗那样的开明君主也逐渐滋生了役民纵欲、骄奢享乐的思想,“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对这种变化,头脑清醒的魏征深感其危险,接连写出《十渐不克终疏》、《十思疏》,劝谏唐太宗,指出历来的统治者“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唐太宗察纳雅言,闻过即改,终于创造了了不起的“贞观之治”,可谓“有终”。一千多年过去了,尽管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十渐不克终疏》、《十思疏》称赞有加,对“贞观之治”推崇备至,但是,在治理国家中极少有人能够做到“善始善终”,也没有一个封建王朝能够“千秋万代”地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往的政权在本质上是剥削阶级政权。对他们来说,能够谈得上“始终”的只是追求私利,而决不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治者不可避免地日益腐败,必然导致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有始无终”的表象中,贯穿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由此,人们更加感到“善始善终”的困难和可贵。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除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执政观,因而从本质上说,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能够跳出政权兴亡的历史周期律。但是,理论上的认识并不能代替实践。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和苏联发生剧变,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对此,人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寻求因缘,但是,他们不能始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要求治理国家,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说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有始无终”就是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党在五十多年的执政实践中,总的说,代表了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才能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拥护,牢固地执掌着政权。但是,也曾出现过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失误。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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