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抒情诗.doc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抒情诗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变革
 
     张晶赵小琪
 
摘要:改革开放的春风让神州大地焕然一新,也再一次将中国政治抒情诗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并催发了这一独特文化圈层内部权力关系的重大变革。立足于改革开放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回顾三十年间中国政治抒情诗场域内性别、身份、空间等结构网络中权力关系的变革,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抒情诗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模式和理想框架,呈现了更加宽泛和自由的文化追求。
关键词:改革开放政治抒情诗性别政治身份政治空间政治
作者简介:张晶,女,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赵小琪,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权力关系无处不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兼具鲜明政治色彩和艺术审美特质的政治抒情诗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个时代权力关系竞相争夺、相互较量的力的场所。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让神州大地焕然一新,也再一次将中国政治抒情诗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并催发了这一独特文化圈层内部权力关系的重大变革。因此,立足于改革开放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回顾三十年间中国政治抒情诗场域内性别、身份、空间等结构网络中权力关系的变革,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抒情诗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模式和理想框架,呈现了更加宽泛和自由的文化追求。
一、性别政治的变革
在权力场域中,性别早已经超越了生物学的意义,而成为一个颇具政治色彩和权力机制的范畴。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换言之,性别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主要途径。”
[1]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抒情诗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变革首先就在性别政治的子场域中有所反映。
在中国五六十年代延续的那些渲染着时代激情和英雄崇拜的政治抒情诗里,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女性特征的抒情声音,也感受不到抒情主体在性别属性上的丝毫差异,完全被整齐划一的时代口号和空洞激昂的政治标语所淹没。改革开放前政治抒情诗中抒情声音的性别表现与当时中国社会性别政治的现状是一致的。十七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文革期间的政治枷锁漠视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性别差异,性别意识被强大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所遮蔽,所谓“男女平等”的旗号只不过是“男性中心主义”的父权文化制度对中国女性的又一次压迫。在无性别抒情主体齐声歌唱的新社会里,“千方百计力图使女性不仅丧失文化主体的地位,进而也丧失生命主体的地位”
[2]的男权文化体制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以这种更加极端的政治形式在延续。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抒情诗场域内抒情声音无性化的结构在女性诗人的政治抒情诗写作那里得以改变。“女人和男人应去关注民族、国家、社会,关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女性诗人的写作,如果和某些男作家一样,表现出很大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都是一种写作的失败。”
[3]改革开放初期,女诗人舒婷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暴风雨过去之后》、《这也是一切》等诗歌里细腻地展现了女性抒情主体在与时代情绪交融之下真实的个体感受,既有迷惘的痛苦也有欢欣的希望:“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在舒婷之后,以翟永明为代表的女性诗人则抛弃了传统政治抒情诗男性抒情主体惯用的抒情策略,从平凡人的日常生活着手以小见大,抒发她们对自由生命的歌颂、对弱者的同情和对世界的关爱,充满了母性慈爱的光辉和人文主义的温情。翟永明将眼光投向年幼的《雏妓》,投向依然贫穷靠卖血维生的《老家》,表现了诗人对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同情与人文关怀;深圳女诗人刘虹则在《笔》、《小车时代》等诗作里抒发了对现代工业社会和电子时代人性失落、民风不古的担忧。近年来更多女性抒情声音在一些关注社会时政、表现民生疾苦、感时伤逝、忧国忧民的诗歌作品里响起是觉醒了的中国女性诗人对男权传统在政治抒情诗歌领域的挑战,也是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
准确地说,中国至今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政治抒情诗人,但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政治抒情诗场域中女性抒情声音的强大还是显现了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轨迹。八十年代初以舒婷为代表的女性抒情声音,面对着刚刚过去的苦难岁月和充满期许的未来,更多的是反思和憧憬:“不要告诉我这样做,而让我想想为什么和我要怎样做。让我们能选择,能感觉到自己也在为历史、为民族负责任。”
[4]八十年代中期后,以翟永明为代表的女性诗人则以更具内心化和个体化的声音抒发了对传统性别权力体系的反叛,从而强化了政治抒情诗场域中女性抒情主体的力量,翟永明在为组诗《女人》作序中写道:“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黑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