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东军费论述.doc

唐河东道为时人称誉为国之北门, 地雄兵众户,深为唐朝廷所重视。然而中唐以后, 河东节度之实况与唐前期相比己大为逊色. 所谓大镇雄藩、精甲十万等称号已受之有愧。且不说具兵额难及十万, 就连治下州—县也变得久己残破; 乾符年间, 河东以延资库供粮边镇的事实,证明建中前后西北边镇于北都市粮供军之情景,己成明门黄花; 元和之后, 河东节度以民困库虚, 州残俸薄的形象. 在不少唐人的记录中, 较隋时、唐前期河东库贮数千万之盛况. 显见其破落之轨迹。大镇何以衰落的因素可能很多, 但河东东军额居诸镇之最,难逃其咎。面对河东军费沉重之现状, 唐朝廷一改“统筹兼顾”的体制, 只是偶尔以粮食、器甲、马匹、俸料等补给其阙, 但河东依前地同比远. 诸种证据凸显了—个事实: 显然河东之残破牵累于巨额军费, 造成中唐以后河东诸州残破之原因, 也与军费管理体制的前后变化相关。
一“天下雄镇”的衰落
《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太原府》: “河东最为天下雄镇, 犄角朔方。自注:河东节度管理太原府, 管兵五万五千人, 马一万四千匹, 衣赐一百二十六万疋段, 军粮五十万石。”
诸书记载天宝初年河东军费时, 多与此同, 独《通典》卷6 《赋税下》, 记为:
“自开元中及于天宝, 开拓边境.......每岁军用日增。”社佑于此分到诸军费支出,其中河东节度: 籴米粟40万, 给衣40万, 别支计50万疋段, 馈军食50万石。前三项合计130万疋段, 与上引李吉甫所言之126万稍有出人,恐为分项记录时不计余教而总计时略言大数等情况有关, 由此可窥见天宝初年河东军费支用之大概。李吉甫言河东为天下雄镇。时人办有相似记载, 令狐楚在《为郑詹尚书谢河东节度使表》等文中言:“太原守在北门,地方千里,丰沛故壤,陶唐遗人, 合求勋贤, 膺此委任。”梁肃也认为河东是“北门宴闲, 夷夏是赖......国家之丰沛,天下劲兵所处。”丽正殿学士韩覃疏中言河东:“劲锐强兵,尽出于是。”又曾任河乐节度掌书记的李德裕其所作《掌书记厅壁记》记载:况河东精甲十万, 提封千里, 半杂胡骍. 遥制边朔,惟师旅之威容,为列藩之仪表。等等。
从这些略带夸饰的记载中, 可以看出河东之所以可称“大镇”, 有几个原因, 即所谓据边守险、兵强马壮, 其中以兵众马多为主,但其所管将士是否如李德裕所言有“精甲十万”, 尚待斟酌。
宋人王应麟引“张洎曰:唐......郡国军额, 除河朔三镇外,太原、青社各十万,汾宁、宣式各六万,滁徐荆扬各五万, 宣襄寿镇海各二万, 现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不下万人”。张洎之言不知所据为何,其言河东军额为十万,正与李德裕之言相合。唐人在许多场合也有类似提法。
似乎河东兵额十万证据确凿,可信无疑。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史书于此多有抵触。大历贞元之间,长孙某、李繁记其时宿兵十万, 时任河东节度使的马燧对组建此道军事力量有过不小的措置, “太原承前政鲍防,百井败军之后,兵甲寡弱. 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为精骑......居一年,陈兵三万,开广场以习战阵,教其进退坐作之势。”马燧于大历十四年(779年), 至贞元三年(787),任河东节度使. 其时河东实有兵三万,非十万。再者,据崔元略、李德裕记,贞元元和之间,河东兵额也非十万, 检《新唐书》卷 170 《王锷传》“河东自范希朝讨镇无功. 兵才三万,骑六百, 府库残耗。锷能补完啬费,未几,兵至五万,骑五千, 财用丰余。”王锷在元和五年(810年)到十年(815年) 间, 任河东节度使,其时河东兵由三万增加到五万, 己称能政, 与前揭诸议沦, 述作不合。至于王锷何以在岁余之内,使河东马匹由600匹增加到5000匹,史无明文, 参《新唐书》卷146 《李栖筠附吉甫传》元和八年,“以江淮甲三十万给太原,泽潞军,增太原马千匹,由是戎备完整。”李吉甫在元和八年(813年)给太原甲30万,马1000匹,正是王锷在短时间内“器械精利,仓库充实”的内幕。
河东在唐时为国之北门,号称雄镇, 但并非如诸家所言,有精兵十万,实际兵额在天宝之后在三万到五万左右,清人吴廷燮在其《唐方镇年表. 旧序》中记:河东、宣武,号称大镇,究厥地影,如今一道;江西、福建,即今一省,而置观察,号为小镇,并汴戎士皆诩十万. 洪、福、潭、越不过万人,盖以此也。实则大镇厥军五万, 此外节度率皆率领三万。吴氏对大镇十万之说提出怀疑,颇具卓识。他认为并、汴为大镇, 与前引宋人张
洎之太原、青社,有所偏重。但他们的共同点是: 都认为河东为唐时大镇。如果青社是指平卢淄青,则在元和末已分成三镇,使其大镇地位因此而削弱。至于并、汴之顺序, 唐宣宗时河东节度使王宰重赂权幸, 求同平章事领宣武。周墀奏言:“天下大镇如并、汴者才几, 宰之求何可厌?”同其他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