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长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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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并非简单孤立的一线城墙,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长城沿线的隘口、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连接成一张严密的网,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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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中安定的保障。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统治者凭借长城,多次击退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为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相对和平的生产环境,也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安定。
历代长城的修筑都是采用分区、分片、分段包干的办法来完成的。主要是依靠从中原各地调来的军队和征调民夫,促进边疆的开发可见工程的艰辛和伟大。长城也展现了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
二、长城带民族融合概括
长城出现以后,秦汉两代王朝直接面对的是以河套、阴山为政治经济中心,控制东到辽东平原,西达天山南北,北抵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南至河北、山西、陕西北部黄河一带广大地区的强大的匈奴奴隶制多民族政权①(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它是典型的北方干旱草原型经济文化。继匈奴之后而起的东胡系乌桓、鲜卑据有匈奴故地,势力超过匈奴。长城带的西部是羌系游牧民族,很早就自然或被迫向长城带腹地迁徙。秦汉至隋以前的800余年间,长城带的民族征战、迁徙、交往与融合, 都是在这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民族之间进行的。魏晋时期的所谓"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情况
②《晋书》卷56,《江统传》。是长城带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各民族混杂居住阶段的具体写照。唐至明的上千年间,活动于长城带上的游牧狩猎民族则有突厥、回鹘、奚、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他们更是大规模地同农业民族交往,相互吸收或大批融合于农业民族。
长城带民族融合持续的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包括了长城带各阶级、各民族长城带民族融合的范围极广。匈奴把长城带腹地民族掠俘到大漠南北,而匈奴大量部众被迁居关陇、河南、河北等地;羌人原居青海、甘肃、川西北等地,自商末起东迁,后遍布于陕、甘、宁夏甚至东到山西、河北、山东地区;乌桓、鲜卑本是居住在内蒙古东北呼伦贝尔等地区的民族③见《汉书》卷54,后逐渐南迁分布于从山东到新疆,从大漠南北到淮河流域及四川西北的广大地域,同各民族进行不间断的民族融合,到隋唐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或其他民族;明代将河西走廊的回回等民族大批迁往河北、山东、辽宁、北京等地,当初这些地区安插的既有回回人也有蒙古人。蒙古人后来由于与回回同俗''而同化于回回之中了④《后汉书》,卷90《鲜卑传》;清代的满族入关之前既已在东北地区进行广泛的民族融合,入关之后许多满族官兵分布于长城带,仅北京周围的官兵就达10余万,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投入到长城带民族融合的洪流之中。
三、长城带民族融合的几种形式
1、因民族间的战争造成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包括迫迁),从而造成民族大杂居的形势,进行强制性民族融合,这在长城带民族融合中占相当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历史上,长城带各民族间都进行过频繁的大规模战争,其中不少掠夺性战争,曾给各族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中被俘将卒和被掠人众被当作奴隶、奴婢使用和买卖,成为强制性民族融合的一种方式。如公元前133年至前90年,汉武帝对匈奴征战达40余年,其间大批被俘人众变为奴隶、奴婢。汉朝也有大量人众被掠俘,如李陵⑤米文平:《鲜卑石室的求索与发现》; 降军大都以奴隶身份被强迫融入匈奴之中。东汉和帝永元中,被击破的匈奴分别西迁、南下,融于月氏、丁零、乌孙、汉等民族,尚有余众10余万落在故地,被鲜卑吸收遂自号鲜卑⑥《后汉书》《匈奴传》,匈奴不见于史。
明初进行大规模的对北元战争,将大批俘虏和蒙古族投奔者迁往长城以南各地居住,仅洪武、永乐两朝从蒙古迁入内地的蒙古军民不下70万人;蒙古族统治者也不断从长城以南地区大批掠夺各族人口,如万历年间,俺答汗一次就从山西境内掠俘二十万众⑦据王辅仁、陈庆英:《蒙藏关系史略》。
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历代各民族统治者在战争和统治时期,都进行过大规模的人口掠夺和迫迁,这除了给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痛苦之外,客观上为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一是部分人直接融入各民族;二是造就了长城带各民族大杂居形势的反复出现,并且在民族交往中,经济文化发展较低的民族必然受经济文化发展较高民族的强烈影响,加速自己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向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民族靠拢并趋于一致,最后达到民族融合。
2、在长城带的民族融合中,各民族上层间的和亲和互通婚姻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长城带各民族上层互通婚姻、和亲,历代文献都有广泛记载。如《左传》庄公28年和僖公23年所记: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生夷吾;后为晋文公的重耳又娶狄人季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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