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现代文学观、现代文学精神、现代文学审美建构等方面展开论述, 力图整体性、综合性地勾勒出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
第一,与道家文化关系密切的现代文学观念主要有“人的文学”观,偏重审美性的文学功能观,反思文学进化论,浪漫主义文学观,现代主义文学观,等等。在这些现代文学观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道家文化或者以其美学观潜在地参与了现代文学观的正面建设;或者被“拆解”、“有意误读”而为现代文学观的成立扫清传统资源中的主流价值障碍;或者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性、质疑性价值从相对面作用于现代文学观的构建。“肯定人、启迪人、解放人”的偏重于“个体自我的张扬”的个性主义文学观与作为传统儒学、礼教的对抗性存在的道家文化多有契合之处,道家文化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是传统文化的一注清流,并屡次成为思想解放、文学革新的精神支撑。从魏晋竹林、晚明士子直至康乾人文主义思潮,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风情不绝如缕。鲁迅深刻到虚无的怀疑精神,周作人反复称引的“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的言说及其循环史观,都是进化论的解魅剂,而从其深层根源来看却与道家文化紧密相关。从王国维开始,中国学者对西方美学的接受与阐释显示出了一种普遍的结构性倾向,那就是擅长“用老庄一脉思想所模塑的传统‘艺术心性论’来会解西方近代以来的美学,此‘艺术心性论7隐蔽地发挥着融合中西——形成新的美学知识范式的结构性作用”。老子基于“无为无不为”的哲学思想而形成的“自然天成”、“不事雕饰”的美学观念,庄子的美具有“无用之用”的观点,都立足于人的精神自由。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一方面,浪漫主义诗学对自由的张扬、对个体的关注、对自然的归依、对异化的敌视等与道家诗学发生着遥远的呼应; 另一方面,现代浪漫主义坚决反对“不撄人心”,它们在个体与社众之间所保持的紧张姿态与决绝反叛精神尤其是主体的焦虑感又完全不符合道家主张。现代主义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本土被接受,除了五四时期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思潮以及对西方现代主义(包括意象派、象征主义、表现
主义、未来主义等)的零星介绍为现代主义的进入廓清了道路以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方以道家文化为代表的思想领地,能够接受与“不语怪力乱神”传统完全“异质”的现代主义的进入。第二,真正使中国现代文学具备现代性品格的,与其说是从文言向白话
的“语言的转向”,还不如说是由白话语文所体现的平民的自由言说精神; 与其说是从传统向现代的飞跃或者线性发展,还不如说是本土中国人在既有传统下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与其说是殖民话语霸权下的被迫反应,还不如说是创造主体的“有意”选择。那种将中国现代文学在时间意识上定位于历史下游、在空间意识上定位于西方强势话语的威压的言说,本身是不值一驳的。道家思想在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时期受到过“妖魔化”处理,多种因为过度抽象、化约、放大的国民“劣根性”都归在道家的门派之下,受到批判,而文学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被压抑”的道家精神却屡见不鲜。更有意味的是受到批判的道家思想在三四十年代经由沈从文、老舍、林语堂等小说家的重审,参与到国民性再塑之中去,由此构成的跨越时代、打破文体隔离的“互文性”或者“文本问性”,更让我们见到了传统思想在现代的转换的复杂性与某种程度上的境遇的尴尬性。与道家思想联系密切的现代文学精神计有个人主义精神、国民性关切、怀疑与否定精神、反异化精神,等等。以群体为本位,个人消融于集体之中,这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史、哲学史的价值追求。道家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设置了“贵己”、“为我”等概念,并将其贯彻到他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与人生哲学之中去,从而显示出完全不同于传统儒家、墨家的超越性与突破性的特点。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的“立人”主张,在《狂人日记》、
《药》、《阿Q正传》、《示众》等小说中对中国人的残缺畸形的国民性进行过猛烈抨击。从沈从文在《边城》里对道家人格唱出的挽歌,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颇具道家风骨的祁老太爷的同情描写,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对“道家的女儿”的歌颂,九叶派诗歌创作中对个人与大时代的既对抗又融通的思索之中,清醒可见一条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思考国民性的深长的思想脉流。道家思想在此过程中起起落落,历经了被批判、被重审、被再塑以及被主流意识形态压抑乃至被利用的曲折命运。道家对外在的、世俗的价值一
II
直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老庄道论的关键是“无”,这是对一切以“有”为哲学本体的否定;老庄对集体、政治、生存、言语等皆持怀疑态度,为后世所诟病的“绝对的相对主义”更将一切价值、标准的客观性予以颠覆。现代文学史上不乏深刻怀疑精神的作家,鲁迅以后,还有如路翎对未来“黄金世界”的怀疑,张爱玲对亲情伦理的怀疑,无名氏对时代主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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