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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后的历史冯骥才先生在回答《看历史》杂志提问时,就自己“文革”中写作长篇小说《义和拳》做了如下回答:“在‘文革’时期,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人为地把义和团树立为革命典型,是农民自觉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于是,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对义和团进行诠释,把不能诠释的部分统统搁置,这就脱离了历史的真实。将这些草根英雄人为地拔高为高大全的革命英雄。这样,我们就无法通过这种被拔高的英雄来认识当时的历史。”“文革”中的历史叙述,是一种极端的状况,但在今天,我们不能说已经完全摆脱了当年的思维模式。比如: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有一个“公共”的历史存在,这个历史像出土文物一样,客观地摆在那里,谁也不能动。在历史这个巨大的舞台上,所有的角色都已分配完毕。有主角,也有配角;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立场坚定,黑白分明。每个角色的装扮、举止,都有着固定的程式,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样一个“公共”的历史,是一个受人摆布的历史,所谓的英雄人物,也是被意识形态镀金的,“红、光、亮”、“高、大、全”,但这样的“历史”并不像它标榜的那样真实和公正,相反,它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像福柯所说,“权力通过它而焕发活力”,而所有与这一“历史”的胃口相抵触的事实,都遭到无情的剟除。对此,陈丹青先生的评价十分准确:“半个世纪的洗脑,弄得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变得不知道;本来蛮清楚的是非,变得不清楚;本来很普通的常识,变得很稀罕。”很多年中,我的历史叙述都出于一个简单的目的——为历史祛除政治的魅,让历史回到常识。回到常识,就是恢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神秘性和戏剧性,因为杂草丛生的历史,在经过政治的编辑之后,其复杂性、神秘性和戏剧性已经消失殆尽,变得简单和单一,没有意外,没有历史细节之间神秘的联系,眼光被局限了,历史被冻结了,一切都是板上钉钉,斩钉截铁,不可辩驳。歌德曾经满怀敬意地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我始终相信,在我们被教育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个,或者N个历史,或者说,有多少会思考的大脑,就有多少种历史。历史不是脱离思想单独存在的,每个人都有思想的权利,每个人也都有观察历史的视角和言说历史的权利。本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完成的。很久以前,我就设想着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通史”。什么是“自己的方式”?尽管我一直企图以“自己的方式”写作,却很难对它做出描述和界定,它只是潜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明确而又模糊的诉求。至少,摆脱历史叙述的功利性,让历史的复杂性、神秘性重新浮现出来,是一个起码的要求,正是由于我们试图摆脱被“脸谱化”的历史,我们才对历史有了真正的好奇心,而历史本身的戏剧性,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历史叙述是按照两个方向进行的。一个是“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念。黄仁宇先生认为,“大历史”观念是“用长时间远距离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他说:“黑格尔纵论历史,早已奠定了大历史的哲学立场。汤因比分析世界各国文明,以六百年至八百年构成一个单元,叙述时注重当中非人力因素(impersonal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也树立了大历史的典范”。只有拥有“大历史”观,我们对于历史细节的选择、对历史的判断才会超出一时一势的限制,我们的目光才更有穿透力,才能在史料中游刃有余,“了解历史上的英雄并没有掌握着群众的全部行动”,才能重新梳理历史的逻辑,揭开事实之间的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