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与钱钟书本来风马牛不相及,把他们放在一起说事,是由于他们都拿抗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说了事。钱钟书说的事经过多种媒体放大,弄得家喻户晓:一部《围城》把视角对准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活生生地刻画了一个在精神上空虚颓废、在人性上丑恶龌龊的倒霉群体。
对于钱钟书画的这幅图像,他的无锡老乡钱临照先生看了很不爽。钱临照是物理学家,“七七事变”后毅然中断英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迁昆明,做了不少支持抗战的研究工作。
读《围城》,钱临照如鲠在喉。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对《围城》的群体画像颇不以为然,还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足够的历史证据,安排一位博士生以《李约瑟与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为题写了一篇文章,透过李约瑟的两本书,讲述中国学者在战时的坚韧和追求。文章不点名地扫了扫《围城》。
《围城》于1947年出版,同一时期,李约瑟也出版了两本书:一本书是《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1945),另一本是《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1948)。同样观察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李约瑟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享誉世界,“李约瑟难题”也引得多方关注和讨论,而《中国科学》和《科学前哨》两本书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这两本书是李约瑟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通过近3年的实地考察、行程25000公里、访问300多个文教机构,与1000多名学者交谈而获得的抗战时期中录了战时中国学术活动的情况和中国学者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李约瑟留下的是抗战时期中录。这两本书的价值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科学界,都发掘得远远不够。李约瑟写道:“这本书如有任何价值,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类记录(虽然不充分),显示一个民族的不屈不挠……不必要如何说明,人们就可以透过千瓦、昆虫带菌者、维他命忍受实验、开口式炉、侏罗纪岩层等科学名词,看到这一代人全体所具有的创造力、牺牲精神、坚韧、忠诚和希望。”
李约瑟以宗教的热情和诗人的灵感,独具慧眼地捕捉到大量耐人玩味的镜头:通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座简陋农舍)的美丽山路、简易作坊式的盐酸厂(令人想起波义耳的时代)、古墓旁的蒸馏实验、江边凉亭的核物理讨论、孔庙神龛下的计算机……这种传统与现代、旧与新交织的画面,刻画了中国科学的一种特质,在这“魅力十足的反差”中,李约瑟看到了中国学者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中国文化传统销魂夺魄的力量,并为之倾倒。这段经历也奠定了他后来对中国文化皈依的基础。他满怀诗意地描写了中国人因陋就简用桐油做汽油的替代品、用旧汽油桶做成炼焦厂的管道和蒸馏塔、用废弃汽轮的引擎驱动轧钢机等等情况。
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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