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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温故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二》
1993年河南籍作家刘震云用一部“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打捞起那段国民政府企图掩盖也确实快被遗忘的历史,十九年后,冯小刚导演将这段历史搬上了银幕,对中国片审制度的底线发起了新的挑战。一个敏感的导演,看到一个好故事,有了想将它变成电影的冲动,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冯小刚自己说过:“我一口气看完,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是民族的命运。……这篇小说在我的心里开始发酵,逢人便说,念念不忘。”虽然冯导曾在微博里表示:“我为此赌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积累的人气,我相信我对观众的判断。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输得精光也无憾。拍《一九四二》就得把脑袋上的天线全拔了,聋子不怕雷。”然而,要说从拍摄的想法产生到影片的最后完成,冯小刚导演完全没有票房的期待也是不大可能的。2012年11月29日上映,,显然还是让冯导失望了,否则,他就也不会在由《新周刊》杂志主办的2012“中国新锐榜”颁奖礼上说出“……谢谢《新周刊》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份荣誉,我觉得一尊奖杯把华谊损失的票房全部找回来了”这样的话了。
票房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影编剧和导演讲故事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决定着一部小说是否畅销。因而,这两种异质文本的故事性特征使得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成为可能。然而,小说是一种时间艺术,而电影则是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结合,或者说是一种将时间空间化的艺术。那么,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必然就与原小说在叙事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从小说与电影名字的英文翻译我们就可以看出小说《温故一九四二》(Remembering 1942)和电影《一九四二》(Back to 1942)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小说的重点在于
“回忆”,而电影注重的是“再现”。二者虽然讲述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但在文本层中他们却是不同的文本。小说文本用的是文字媒介符号进行叙述,而电影文本用的是电影媒介符号进行展示,媒介符号不同使得在叙述行为中所采取的叙述策略也不一样,电影对小说的成功改编也在于其叙述策略的有效运用。
一、叙述层次
一部电影一般大于或等于一部中篇小说,但是,不同于一般的改编,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虽然是一部中篇小说,但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他所“调查”到的一些片段的事实以及他自己对当时情况的一些揣测。刘震云自己也说:“《温故一九四二》其实不适合拍电影。这是纪实体小说。电影需要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小说里都没有。如今冯导把小说变成电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在《温故一九四二》这一文学文本中,有两个叙事层面:大背景为“我”受朋友之托调查一九四二年发生在河南的一次旱灾;另一层是我在这次调查中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历史资料。即,如果我们要简述小说主要内容,应该以“‘我’受朋友之托调查一九四二年发生在河南的一次大饥荒,在调查中我发现……”为开头;而在简述改编后的电影的主要内容时,则应为
“一九四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踏上逃荒路……”。
如此看来,就涉及到了叙述的“层次”问题。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主叙述层为:“我”对1942年饥荒所进行的一次调查;而调查的内容,即受访者的叙述、历史资料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