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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
得到百姓拥护的人才能成为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人可以成为诸侯,得到诸侯欢心的人可以成为大夫,可见“民为贵”的道理。孟子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看到人民的力量,认为社会安定的前提在于百姓的安居乐业,这一点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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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梁惠王谈话,梁惠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梁惠王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问:“孰能与之?”孟子回答:“天下莫不与也。”(《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君王不嗜杀戮,那么,天下没有不愿意把政权交给这个君王的人。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说:“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又说:“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孟子·万章上》)是说尧把舜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天又把舜公开介绍给百姓,百姓接受了。于是舜就作了天子。虽然在孟子看来,归根到底天有决定权,但是天还是把事情告诉百姓,百姓同意,舜才作了天子。透过孟子说法的唯心论雾障,可以看到,在孟子看来,一个政权的建立是要通过百姓认可的。范文澜同志称这种思想为“敬天保民”思想,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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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还有,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孟子回答:“于传有之。”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在孟子看来,国君对臣民不仁,臣民对国君也可不义;国君既“贼仁”,又“贼义”,则臣民就可以诛此独夫,这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点,比起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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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那么,“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虽然孟子的主张归根到底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利,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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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又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主张选拔某些人,革除某些人,杀掉某些人,光听左右大臣及诸大夫的话不行,应以“国人”的意见为出发点,这种观点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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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主张君王应做到“不扰民”,反复强调“不违农时”“勿夺其时”的重要性;又分析君与民的相互关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君王只有“与民同乐”,才可以“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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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认为有小勇,有大勇。“文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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