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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倾向西方经济学到自觉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090506在浙江大学MPA教育中心的演讲)
首先,让我感谢浙江大学和MPA教育中心的主任徐林博士,浙江大学是生,但他把这次讲座机会给了我,同到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交流自己的认识。
其次,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学者,而是看作一个学长,也就是一个年龄比你们大一些的同学。因为我在这里要讲的,与其说是传授专门的知识,不如说是座谈一个老同学的学习经验和工作体会,但愿它对你们未来的研究和工作有所启发。
一、我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接受和认识转变过程
我大学所学是建筑工程专业,三大力学四大结构,大量的数学计算,训练了我的逻辑推理和计算能力。研究生所学虽属于经济学,但研究方向又是经济数学模型。加上本人一直爱好数学,还在研究生就读时,就写过一篇线性规划方面的数学论文。所以,我是一个“理科”类型的人。做事、想问题都爱问“为什么”,注重逻辑证明。
我入读研究生的那一年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革命传统德高望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往左一看,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吴树青、吴易风在课堂里为我们授课。前者1989年任北大校长,后者的著作我在中学里就拜读过。往右一看,西方世界的崭新观点,包括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带给大家的好奇和兴奋、又如挠脚抓心般让人骚动。
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时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后者在表述形式上更接近于数学和公理化方法,我很自然地倾向于西方经济学。例如,有了导数和微分的基础,对“边际效益”的理解就很自然。毕业论文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悉心指导下完成出色。论文对当时国家主管部门和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积累率问题,以理工科的严谨给出的分析结果是,%%之间为最优,至于偏向区间的哪一头,取决于即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偏好,但无论如何不应超出这一范围。这个结果,细化和印证了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央意见和经济学界关于积累率应在20%~30%之间的经验感觉。不久,国内学术界在西安举行全国第一次数量经济学年会,我这篇论文入选,会后被收录于《理论研究》杂志(1982年第4期)。按说,这已经算是一篇不错的成果了。
不仅如此,从形式上看,这个模型对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做了改进和推广,一经发表即引起国际学术界反响,还收到了美国罗得岛州立大学赴美合作研究的邀请,费用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再往后,经中国人民大学系统分析教研室龚德恩老师从数学上进一步完善,改写为《用最优控制方法研究我国的积累率问题》,发表于中国科学院系统的《信息与控制》杂志。数年后,《积累率控制模型》被科学出版社以及至少5所高校分别出版的“经济控制论”类教材所收录,也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在茅于轼先生手把手的引导下,进入了数理经济学的大门,并且成为改革开放后在中国较早传播这类学问的研究人员之一。在经历过“十年文革”、上山下乡的一代人中,经过3年学习训练,就能从经济学的一个门外汉,取得这样靠前的成绩,应当不算愚钝吧?这时的我才二十八、九岁。
显然,沿着西方经济学的道路,我有毫无疑问的美妙前途。同时,就生活状况而言,我从陕西来到北京,从一个基层技术员,成为中央国家机关的政策研究人员,肯定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就个人利益而言,我诚心诚意地拥护改革开放。
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来,我有机会随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参加农村改革调研;有机会在国家建设部参加建筑业改革调研;有机会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一批改革的佼佼者同室研讨;有机会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家体改政策研究的近距离参与者。这期间我提出过许多重大政策建议。如全国最早(1982年)提出领导职务竞争上岗,第一个提出住房改革的住宅券办法,主笔全国建筑施工招标投标第一个文件的起草。国家实行保值储蓄期间,作为非主流观点提出下调储蓄存款利率的政策建议,并最终被朱镕基总理采纳等。
我进入中南海工作是1988年。此前10年是1978年,我从陕西来到北京读研究生。再往前10年是1968年,我作为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从城市到了农村,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这样的履历,使得我对社会的基层、中层和高层都有所了解。从1988年到1992年,作为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研究人员,作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国规划和办事机构
——国家体改委——高级经济师,我确信了两件事:第一,在中南海工作的高层领导总体上都很睿智,更是兢兢业业,禅精竭虑地为国家、也为自己的历史机遇而努力工作。第二,中南海的信息很灵通,了解情况的渠道也很多。国家的得失成败、人民的喜怒哀乐,原则上没有不知道的。
这就纠正了我过去在基层的一个幼稚认识,以为下面的那些消极情况中央不知道。每当遇到坏人坏事,总想给中央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