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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木桌到大书房
作者:赵蘅《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23日 11版)
我的第一个书房(速写) 赵蘅
    小时候,印象中的书房是属于成天趴在书桌上面看书、写作、备课的爸爸。
    爸爸当了一辈子教书匠,家里唯一的书桌,妈总会让给爸用。按上世纪40年代的说法,爸姓赵,妈就是赵太太,爸是当家的。妈妈有美术天赋,将汉口路那个家的门廊改为书房,窗外是院子,透光极好。搬到了鼓楼这边,爸的书桌也是靠窗,窗外有他亲手种的石榴树,他写下“每年的五月会开花”的句子。
    爸爸的书桌总是堆得满满的,他读书喜欢写眉批,凡他读过的书都会留下密密麻麻的感悟批语。三百字或六百字一页带方格的稿纸上,每天都会有爸爸新的手迹,诗、散文,也有书信。那书桌上也曾出现过像是交代什么问题的奇怪文字,他和妈避开孩子紧张神秘的神情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长大后才懂那叫运动,人人自危,人人过关。
    爸爸一直保留使用蘸水钢笔的老习惯,因而红的蓝的墨水瓶是少不了的。还有糨糊瓶,那时还没引进胶棒,是造型简陋的那种。他写文章总要再三斟酌,他用粗糙开裂的手指粘粘贴贴。双亲都是搞翻译的,我家字典多,厚厚的可以查找任何一种文字的字典都有。
    爸妈都是西南联大的学子,他们不甘当亡国奴,各自背井离乡,在云贵高原接受了中国第一流的教育。这场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大迁徙,也成就了爸妈以淞沪“八·一三”抗战为结婚纪念日的姻缘。那几年日本飞机连天轰炸,城楼一挂起灯笼,就得赶紧往城外跑。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刻,教授和同学们却不会忘记夹上几本书离开,因为谁知警报何时能解除,但备课和读书不能中断。田埂道边,甚至洞穴菜地,便是他们的临时书斋和课堂了。
    2009年爸爸走了,妈妈才有了自己的书桌。跨世纪岁末,我画过妈妈也趴在书桌上写字的情态。可她越来越老了,即使有了书桌,近年也很少用,她多半是在床上做事,枕着图案好看的靠垫,九十多岁好像更加才思敏捷。
    轮到我也有了书桌,是过了十岁那年。妈看我喜欢写写画画,就托人打了一个书桌给我专用。记得是浅黄色的,带两只抽屉。从此我有了只属于自己的地盘,我视它为无比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我在小书桌上写日记写作文,国庆十周年,我完成了《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创作画。书桌里存有我的各种纪念物。近日听妈说,每天我放学回来会跳一会儿牛皮筋,跳完后就把皮筋卷起放进抽屉里。可以说我和小书桌共同度过了一个小女孩敏感又快乐的青春期。
    少年时代我读书的另一地方是在教室的课桌旁。童话、历史、自然科学书,黄巢起义、米丘林、盖达尔、《三个火枪手》、《牛虻》我都读。我和同桌女生可以三天读完一部长篇,当时风靡全国的小说,我们都会找来:《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旗谱》《林海雪原》,长长的书单,我们读的量会比老师规定的多得多。进了美院附中,苏联小说迷倒了这些风华正茂饿着肚子学画的学子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难的历程》《多雪的冬天》让我们如饥似渴。
    我也经历过不要文化的大浩劫。在干校里,大家都睡在土炕上,这是每个人唯一的私人空间,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然谈不上书桌可言,我只是在果园看果时偷偷画点画,坐在铺盖卷上学“毛选”。远离书画的我,完全靠记忆来“精神会餐”,昔日读书写字的快乐时光让我可望而不可及!
    写到这儿,不禁想起舅舅杨宪益“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