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论弧角天星的源流.doc

弧角天星源流-上中国的择日学包罗万象,内容不外乎阴阳干支五行、八卦、九星、十二建除、二十八宿、禽星、三式(太乙、六壬、奇门),及根据年、月、日、时各种神熬丛辰、七政四余、乌兔太阴、乌兔太阳…等各种术数,其中有关天星日课被认为最神奇、效验性高的择日方法,原因是天文星象的神秘意涵经由正史记载,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哲学深入一般社会民心;裨官野史的渲染,皇朝常禁锢研习天文历法,唯有皇家设置的钦天监或有关职司天文观测的官员,才能进呈有关星象资料。另一般民间的择日活动,大抵除有关生活事项外,大多使用在丧葬等堪舆风水领域,而历代著名的风水大师如唐朝杨筠松(号救贫)、明末清初蒋大鸿都主张天星择日的重要。上述这些因素都使得它在众多择日方法中居于领先地位,然完整的天星择日涉及繁复的天星步算,懂得测天之术常被视为神人,天星步算的真诀皆秘而不宣,除非经口授心传方得以登堂入室,更增添其神秘性。目前台湾的造历馆真正以天星择日的不多,想象得到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光是学会太阳到山计算,就得支付束修新台币15万以上。,这些方法或多或少跟占星术有关。由于在占星学发展的长河中,中国独自发展的军国占星学曾三次与西方占星学有过交流,这三次交流丰富了天文历算的演变,造就择日学往弧角天星择日的方向走,因而有上述5种天星择日法的出现,本章针对这三次交流的影响与质变,来追踪弧角天星择日学的源流,由于西方占星学输入的影响是持续的,而非断代单一的,所以我们按三次交流以三节分别叙述。第1节中西方占星学第一次交流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发展独特的占星学,对天体运行的规律及时令季节的变化掌握得相当不错,将天空的星区划分成三垣二十八宿,用来观测太阳、月亮、五星的运行变化,配合分野理论,叙述各国军事竞争、王朝更替、诸候臣吏、地区物候灾变…等事务,大抵是以国家大事为主,,颇为贴切。尽管军国占星学在两汉(含)时期之前已相当发达,但就目前已出土之文物或日简有关类似今日农民历形式的历书,尚未见到以日、月、五星作为选择吉凶之记载。《》和《》载有五行、堪兴、建除、丛辰、历家、天人家、太一家、风角、奇门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叟、孤虚、六壬、禽星、禄命等20余家,应是当时流行的术数,但从字面推敲,与天星有关的应是天人家、七政,可是真正的内容无从得知,也无法断定当时就曾利用星象作为选择涓吉。出土的后汉永元六年(公元94年)木简历书,其历注内容大概以十二建除及一些神熬,看不到日、月、五星有关天文星象的资料。其实到汉代,中国的军国占星学已揉合阴阳五行、干支、易卦等复杂内容,逐渐脱离了对天象的实测。中国和印度早就有来往,到了东汉随佛教东传而更进一步的加强,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达到颠峰,印度的天文学知识大量传入中国,使得中国占星学的发展有了新的里程,东汉桓帝时期(公元147-167年),中亚安息国王太子沙门安清来到中国,译有《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简称《舍头谏经》),介绍印度二十八宿名称、星数及相关的占星内容。往后相同的内容陆续译出,《摩登伽经》梁《孔雀咒王经》隋《日藏经》初唐《宝星陀罗尼经》中唐《大孔雀咒王经》中唐《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说吉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