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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小报第一期特立独行梁漱溟  梁漱溟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依附任何势力,也不趋新媚时;没留过学,没上过大学;不崇拜西方也不崇拜东方……这是一个直道而行的狂士,是一个以思考为志业的思想家,是一个重视行动的仁者。在中国人利用一切思想资源来追求个性时,粱先生已经实践了一个世纪中国人的梦想。但遗憾的是,我们绕过了梁先生。这不是粱先生的悲剧,而是我们浮躁社会的悲剧。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在一个公开场合,梁漱溟被毛泽东批得一无是处。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来了。1972年毛泽东生日那天,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对方的。 文革结束后,不少人希望听到梁漱溟对毛泽东的批评,90岁高龄的他却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是一位世纪长者的直言。粱先生的态度值得我们尊重,甚至应该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走近梁先生,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他最大的贡献在于给我们示范了一种在中国文化中极为稀有的人格:我们的社会总是压抑人的个性,我们自身也会背叛曾经有过的自尊自强,转而依附,随大流。梁先生却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自己的思考人生,在时代变迁中直道而行。  新文化运动后,西方文化支配着中国知识精英,梁漱溟却坚持自己的思考。1921年,他发表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极大的勇气批评“向西走”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他没有把中国经典悬置起来,而是把儒、佛、西方哲学糅合在一起。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要么欠缺西方知识,要么排斥中国经典,要么对佛教文化想当然,甚至不少人以为只有科学或西方社会学科教授的才称得上知识。1973年底,全国兴起“批林批孔”运动。在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漱溟一直沉默不语。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这番话引起了对他的大规模批判、l974午9月,对梁历时大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他作解释,梁漱溟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招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澈溟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的独特曾被视为迂腐,但他并非不近人情。他一生从不坐人力车,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梁漱溟好布施,他自己花销少,却经常接济别人。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唐君毅,就收到过梁漱溟托人带给他的5元钱。晚年,梁漱溟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亲自书写了“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看出,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说的,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去世,享年95岁,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梁漱溟是不是学者,这本来不成问题。1916年,他23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次年开讲,先讲“印度哲学”,再讲“儒家哲学”。讲“儒家哲学”时,听者踊跃,除一般学生外,还有四五十岁的前辈,还有一些当时及后来的风云人物。四年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世人历来也是以“知名学者”来看待他的。但是,梁漱溟本人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他生前曾在许多文章或演讲中明确表态。1930年,他在题为《我是怎样一个人》的文章中写道:“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为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是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发现问题——尤其易从人事上感触发现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此时,梁漱溟不足40岁,他的后半生,依然没有变。在梁漱溟看来,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生实践之学。他曾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认为如果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子学说只当做哲学思想来讲,则“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强调,孔子的学问是专门致力于人的身心进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