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诗歌里的“烟草”元素.doc

多多诗歌里的“烟草”元素多多原名栗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后调到《农民日报》工作。他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1982年发表作品。跟同时期的北岛、芒克、江河、舒婷一样,多多是朦胧诗的重要代表之一。跟北岛、舒婷等众多朦胧诗人不一样的是,多多的诗歌十分难懂,可以说晦涩、怪僻是他诗歌的一大特色。事实上,多多的诗歌最具有思想深度,无时不散发出理性的光芒。北大洪子诚教授说,“多多的诗歌对于处境的怨恨与锐利的突入,对生命痛苦的感知,想象、语言上的激烈、桀骜不驯,都留给读者深刻印象。但也不乏以机智的反讽来控制这些感情和词语的‘风暴’。诗中随处可见的‘超现实’的‘现代感性’,不完全出于技巧上令人目眩的考虑,而有更深层的对于‘诗歌真实’的理解。想象和表达上的怪异和难以捉摸,让一些读者望而生畏,也得到另一些读者的激赏”(洪子诚《新编朦胧诗》第1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北岛在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词上说,“自七十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如果说“晦涩”是多多诗歌的一大特色,那么习惯运用大量的“烟草”元素又是多多诗歌另一大特色。很少看到哪个诗人在诗歌里运用而且反复运用烟草元素,如痴如醉、乐此不疲。多多就是特别的一个。在多多的诗歌里,我们经常会看到“土耳其烟草”、“烟斗”、“烟灰”等这样的元素,这些元素是政治与人性的结合,既有精神的东西,又有肉欲的东西;既有快意恩仇,又有感伤颓废。所有这些无不忠实于诗人对个人生命的感受。在诗歌《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陈述》之一)里,多多这样写:“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这里出现了一个烟草元素。这首诗歌,多多直取政治的核心,歌颂革命的血腥和一代人祭献的命运,他把时间“八月”比作革命的触点,把善良而野蛮的群体“农舍”里走出的“恶毒的儿子”比作革命的主体,整个革命呈现出野蛮的姿态。在这里,“烟草”和“干燥的喉咙”完全成为野蛮和力量的象征。“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是“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时所携带的东西,在这里也可以看作是革命的条件,甚至可以看作是革命者对待革命的态度:锐意、决绝、暴力。而在诗歌《能够》里,诗人则表现得有些伤感和颓废:“能够有大口喝醉烧酒的日子/能够壮烈、酩酊/能够在中午/在嘀嗒的窗幔后面/想一些琐碎的心事/能够认真地久久地难为情/能够一个人散步/坐到漆绿的椅子上/合一会儿眼睛/能够舒舒服服地叹息/回忆并不愉快的往事/忘记烟灰/弹落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些都是诗人对于生活的感悟,对生命的透彻理解使诗人对生活只要求一些简单而普通的生活情节。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烟草元素“烟灰”。“忘记烟灰/弹落在什么地方”,这是诗人真实的生活方式,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漆绿的椅子上”,抽着烟,“想一些琐碎的心事”,忘记烟灰的掉落,伤感而颓废,恬淡而自然。《玛格丽和我的旅行》里则充满着浪漫而诙谐的气氛:“我将为你洗劫/一千个巴黎最阔气的首饰店/电汇给你十万个/加勒比海岸湿漉漉的吻/只要你烤一客英国点心/炸两片西班牙牛排/再到你爸爸书房里/为我偷一点土耳其烟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