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别称“温州杂剧”、“永嘉戏曲”,亦称南词。特色:南曲演唱,使用南方方言(分平上去入四声),音乐风格轻柔婉曲,各色角色均可演唱,体制长短自由。“出”、“副末开场”、角色。开场副末不是以剧中人,而以局外人身份代剧作家或剧团向观众发言,之后剧情方正式开始。这一独特形式一直保留到明清传奇中,几乎没有例外。副末一般念诵两首词,第一首介绍作者创作意图,第二首叙述剧情。南戏除第一出副末开场外,其余每出结尾一般都有四句七言诗,叫下场诗。下场诗可由一个脚色独念,也可由几个角色分念。通常为生、旦、净、丑、末、外、贴等七种。其中以生、旦为主,展开剧情,其他脚色皆为配角。生、丑是南戏独有的角色。蔡伯喈一个努力于按照伦常行事的孝子,却处处表现与伦常的悖谬。作为蔡伯喈的补充,赵贞女这个全力支持自己丈夫的贞妇(动用真感情、耗费真青春)却正遭受着情感的危机。同样,牛小姐是一个全力实施妇道的闺秀,却走到贤良的背面。剧本在多个环节上全面铺开、尽情展示情与理这一对矛盾、困惑在心灵上引起的激荡一方面凸显了封建忠孝观念对人性的压抑和戕害,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封建道德自身的矛盾,即忠孝之间不能两全的对立冲突。这是剧本思想内容的新颖深刻之处。高明剧本的价值在于:用艺术语言以赵贞女故事为载体,将儒学自身矛盾问题作了全面铺开。在蔡伯喈身上,本剧是以所谓“三辞三不从”(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全面铺叙了他内心深处情与理的冲突,揭示他灵魂中情之于理的悖谬,从而表现着对封建伦理重建、儒家自身矛盾与困惑的深层关切。(蔡伯喈的典型意义)封建礼教下的知识分子典型特征儒家文化熏陶下生存的知识分子,注定了他们思想的丰富性与性格的软弱性:多思而少行,优柔而欠断。因为他们始终处于两难矛盾中,于无所适从中显出性格的软弱来。蔡伯喈身上正集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类典型特征。他在感情和理智,理智与现实,现实与礼教的矛盾中煎熬着、挣扎着;其中甚至包涵着崇高与卑微,理性与欲望之间的激烈冲突。(琵琶记的艺术成就)首先,布局结构具有创造性。全剧由双线贯穿,交错并进。一条线围绕相府展开,写蔡中举、封官、招赘,过着珠围翠绕、灯红酒绿的富贵豪华生活;另一条线则围绕陈留蔡家展开,写赵五娘独撑门户,在连年灾荒中受尽折磨,公婆终因饥饿愁苦死去。这边是凄凄惨惨,那边是喜气洋洋。冷热相间,加强了批判的力度。其次,在心理刻画和描摹方面卓越超绝。作者很少用戏曲家惯用的巧合离奇的情节,而注重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多用逼真、细腻之笔,对人物的情态心理做恰当的描摹。最有代表性的是《糟糠自厌》出的《山坡羊》和《孝顺歌》,托物言情,被前人称为“神来之笔”。再次,其语言明显超越了民间文艺的粗糙简陋,提炼铸就了纯熟的艺术语言。宋南戏《赵贞女》从伦理的角度探讨了蔡家悲剧的原因;《琵琶记》则突破伦理的范围,进而对朝廷的权威、对世俗追求的功名利禄,提出了批评和思考。(戏剧和南戏的差别)第一,剧作内容不同。为吸引观众,南戏往往叙事性强,抒情性弱,而且作者在剧中表达的情,也不是作者个人的“情”,而是下层民众共有的“情”。作者个人的主体意识在剧中的表达不强烈,在剧作的主要人物身上,很难看到作者本人的影子。北剧作家的剧本,既是娱人,又是娱己,因而北杂剧的故事情节相对比较简单,剧本的抒情多于叙事,剧中人物身上,常常看到作者的认识与感慨。第二,语言上,南戏的曲文宾白,多口语,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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