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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闽诗派与台阁文学
陈广宏
内容提要已有关于明代前期“台阁体”形成的探讨,论题大都集中在江西士人与台阁文学一侧。本文则以“闽中十子”诗派在永乐间聚集于京师的文学活动为主要考察对象,论述该派诗人在自身文学职志与审美风致发生转变的同时,对于“台阁体”诗风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藉此更为全面地展现明初士人如何随新政权的建立,由地方社会被纳入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政体,参与构建一体化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表现的整体进程。
关键词“闽中十子”诗派“台阁体”明初文学

明代前期出现的台阁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颇为独特的一种现象。虽然台阁文学及其所依托的政治制度在前代早已产生,宋元以来,人们亦已常常将“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对举,于其所应该具有的气象以“温润丰缛”、“温厚缜密”等相描述[1] ,但从性质上说,明代这种被称为“台阁体”的文学仍有其特殊性。它是明朝新政权皇权专制极端发展的产物,尤其自永乐以来,与道德治国的方针相表里,通过逐步实施内阁制度的建设,赋予了台阁政治新的内容。处于文官集团最高层的这个政治精英群体,其身份当然已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近侍,也不仅仅是一般的御前政治顾问,当内阁被授权掌握票拟权并参预机务后,他们实际上有不小的行政和审议实权。而在异常强大的皇权面前,他们又无法真正做到以“道统”凌驾“政统”之上,发挥积极的淑世精神,构建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台阁文学,除了种种实用的政治功能之外,在深层所反映的,往往是这样一个群体在如此强势的皇权专制政体下如何修身自处的问题,典型的“台阁体”,正可以说是通过自觉建设与此政体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来寻求自我生存、发展空间的一种精神表述。
因此,要考察这样一种台阁文学的形成,从整个明代前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相应意识形态构建的进程切入,是一个合适的视角;溯其端始,明初士人如何随新政权的建立,由山林转向庙堂,由地方社会被纳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种种个体言说趋从官方意识形态,更是不可绕开的一个阶段。学界在探讨“台阁体”形成时,也都比较普遍地首先从明初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各地域文化的消长着手,不过,论题大都集中在江西士人与台阁文学一侧。从明初东南五大地域文学流派的实际处境及江西士人在台阁政治中的势力来看,标举江西派在“台阁体”产生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完全是有理由的,但这种影响来源恐怕不会是单一的,在当时,至少如福建地区的士人,以其相似的境遇与作为,亦在上述这一进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2] 。该地区作为传承朱子学的重镇,本来就有相当强大的理学精神传统,在明初统治者“简儒臣充文学侍从之官”的政策下,自然会有一大批贤人才士集结至殿阁词林;而自南宋以来,该地区的科举之盛,已蔚为大观,明代前期则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并在逐渐完善的庶吉士—翰林—内阁这一高级文官培养、选拔体制中显示其实力,从建文四年(1402)创建内阁制度时即被选入阁的杨荣,到成化初教授李东阳等庶吉士“古文词学”的柯潜,仅在翰林院任职的闽士就有三十余人[3] ,他们与江西派及其他地域的政治精英一起,成为造就这种特殊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表现形式的执行主体。而就“台阁体”诗风的形成来说,明初以林鸿、高棅为代表的“闽中十子”诗派,或许有着比以刘崧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更为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因为随着该群体相当一部分成员在永乐中走向馆阁,随着时代与环境对文学职能要求的改变,他们那种宗唐复古的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自觉不自觉地抹却早年曾经有过的个性化表现,回归清和雅正,在元代馆阁文学与明代馆阁文学之间充当了接续风气的载体;更因为他们突出强调的盛唐格调,为新王朝提供了一种表现空前盛世气象的形式格范。钱谦益曾不止一次地指出
:“自闽诗一派盛行永、天之际,六十余载,柔音曼节,卑靡成风。风雅道衰,谁执其咎?”(《列朝诗集小传》乙集《高典籍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国初诗家,遥和唐人,起于闽人林鸿、高棅。永、天以后,浸以成风。”(同上乙集《张佥都楷》)虽然是站在批判的立场,指责其一味“规模唐音”而令性情之本缺失,然从他对“风雅道衰”的极度焦虑,是很可以看出闽诗派这种诗风在明代前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而所谓“永、天之际,六十余载”,恰恰是“台阁体”形成并独盛时期。有意思的是,作为闽中理学家的周瑛,却从诗辞与道学之关系来表彰“闽中十子”的诗学,其《题王皆山〈白云樵唱〉后》曰:“瑛谓闽中旧为道学渊薮,诗辞其绪余也。然诗辞亦道学旁出,其抽思造意,探玄索微,出入造化,联络万汇,其高妙处与性命相流通,诗所寄非浅浅也。”(《翠渠摘稿》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他的阐释固然明显戴着理学家的有色眼镜,却也多少能反映闽诗派的文学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存在的某种联系。本文即拟以“闽中十子”诗派在永乐间转移至京师的文学活动为中心,检证该诗派在“台阁体”诗风形成过程中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