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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虹影忆斯人
——记徐梵澄先生
孙波
徐梵澄先生(1909·10—2000·3)难以概括,因为他的治思与才能深邃而多方。冠以他“精神哲学家”、“翻译家”,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2006年年初有出版社同仁欲邀笔者写一部关于先生的传记,以列入该社陆续推出的“大师系列”。其要求,每一位大师的学术形貌在封面题目中提炼为四个字,如“东方学人”、“红楼才子”、“乡土先知”云云。但欲要勾勒先生,便颇感为难了。想来想去,与编辑共同暂拟了一个词儿,叫做“玄理通人”。精神哲学可称为玄理(metaphysics),“通”作动词解,疏通、会通即劳动之情状,若作“智者”之义,在先生是绝不允许的。有一小事,可见先生之态度:约是七年前,有一次我陪一位外地来京的朋友去看望他,这位伙伴一时兴起,说像您这样的大师他们就该如何如何。先生不高兴了,脸上略带愠色,说:“唔,我算什么大师呢?”我心里是明白的,在他心目中,只有章太炎、鲁迅、室利阿罗频多和“神圣母亲”才是大师,而在他,或可自喻为一名花匠。另有一事,1986年下半年,梵澄看到有人撰文谈及章太炎、鲁迅和徐梵澄后,颇感不悦,写信告与冯至:“此中另有文将鄙人画出于章太炎、鲁迅之后,颇觉荒唐,亦无可如何矣。”在他看来,作者实属“好事者”。
其实,梵澄先生真是很特殊的一个人。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学人的一个个案,他的一生,有着不可重复和不能替代的意义;他的成就,无愧于“玄奘第二”或“当代玄奘”这一称号。后学者当书之传记,以立警顽。但是困难在于,笔者对先生的生平故事所知太略,而他身前又极少谈起自己。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有记日记的习惯的,大致先生也不例外,可是欲想求索得之,又颇感渺茫了:1938年初冬长沙文夕大火,先生的日记、书籍和鲁迅与他的书信连同老屋焚于一旦;又抗战流离,所写难能裒集;后飞赴印度,却要轻装简从;末回归桑梓,行箧仅容手稿;大约真正记事,应在1979年定居北京以后。惜乎先生殁世之时,在办理丧事的“混乱”中,先生的一些手稿、书籍佚失,而日记也应在其中的。好在近年来,先生的侄辈、友人之后和后学同仁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回忆文章,以资纪念。借此,我做了一个粗线条的划分,即把梵澄先生的一生看作三个阶段:第一,厥有先觉启道途——求学与寻道时期(1909-1945);第二,别求高古觅西邻——取经与传经时期(1946-1978);第三,更增心力挽蹉跎——挥麈之论道时期(1979-2000)。然则这仍是三时一贯,正如他自填履历,言及一生,曰:“极为简单,未尝离学术界一步,(未)经营任何事业。”这就是说,设使离开他的治学与著译,着意于其“怜风月,狎池苑”之“风雅之道”,那么他的传记几无可写;而探索他的心路历程,又不能不提及他的两位精神导师——鲁迅和室利阿罗频多学院院母密那氏(Mira)。
见梵澄先生回忆鲁迅文章《星花旧影》载:“那时在上海我也没有什么朋友,只有一位老同学是医生,没有病便用不着他。可问教,可谈话者,唯有先生。先生始终也未尝给我介绍什么朋友。”未给青年梵澄介绍什么朋友,不是关心不到,而是观人入微。我们可做推想,当时鲁迅觉得这么一位年轻人,生性孤高,习于静处,那么就让他自由地来去。以鲁迅对尼采的体会,定然深晓若要进行精神的“远征”,非“超人”式的“孤独者”莫属,也许,鲁迅在他身上看到了一抹“朝霞”般的希望吧。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