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历史.docx

+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战的大后方,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驻地。同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重庆即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重庆也因此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綦江因特殊的地理和资源优势而凸显战略地位。抗战前,綦江经济不很发达,商业不繁荣,商品基本均从外地运来。本地土货只有煤、铁、米、木料等。抗战时期,川湘黔公路筑成,綦江交通十分便利,商业逐渐繁荣起来。因为川黔公路,首站綦江,直达贵阳,再延伸至昆明,再接缅甸国境,成为国际通道。当时,川滇黔来说,既无水路,又无铁路,唯一依靠的就是这条公路交通大动脉,因此綦江成为抗战时期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同时綦江的矿产资源丰富,煤铁较多,成为陪都主要的资源基地之一,纳入“资源委员会”的重点开发范围。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军事、政治机关和工矿、科技单位,相继迁来綦江,这对綦江的工业、交通、科技和商业的发展较大的促进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民族工业初步奠定基础1937年后,特别是川黔、川湘公路通车和抗日战争爆发后,工业开始迅速发展。1937年,以复兴隆为主的7家铁(锅)厂联合成立以冶炼为主的联营工业企业——东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綦江第一家最大的民族工业。1938年,永同面粉厂开办。接着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交通兵团修理所(后名五0二厂)、綦江铁矿、电化冶炼厂、四十兵工厂等企业先后迁来綦江,煤炭、电力、锅桦、织布、印染、陶瓷、缝纫、造纸、印刷、酿造、砖瓦、火柴、汽车修理、船舶修造、粮油加工以及铁、竹、木、棕、藤制品业等民族工业和手工业,皆应运而生,相应地发展起来。这些工业和手工业企业虽然规模小,设备陈旧,资金短缺,生产手段落后,但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1)。二、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交通运输方式转变1938年3月,导淮委员会迁来綦江,对綦河及支流蒲河进行了整治。先后建造闸坝11座,使綦江和蒲河水位提高,航运有了发展。与此同时,开始了三江至土台,三江至南桐两条轻便铁路的建设,其中綦江蒲河至南桐段轻便铁道抗战结束前已修通,能用斗车运送焦炭。抗战爆发后,川黔、川湘公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整修,改善了交通条件,汽车日渐增多。公路沿线的短途运输,已由汽车、马车代替了昔日的马帮、溜溜马和滑竿。三、商业逐渐繁荣兴旺1935年,綦江县城已有各种商户158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往来车辆、人口增多,货币投放增大,商业更趋繁荣。1940年,县城商户增至2741户,。接着日机轰炸綦城,中心地带的近百家店铺被焚毁,金泰祥烟庄和大同百货商店等许多大商号皆因此而倒闭。一年后街市修复,商业又复兴旺。日本投降后,物价由急剧上涨到突然下跌,迫使一些小本经营者和一些靠贷款经营的商家困难于支付银行利息而倒闭。1946年起,商业再次出现繁荣。据1947年同福、福昌永、永隆、福泰隆、裕丰隆、德泰、中和、德和、恒大、义森等25家主要商号的统计,(2)。四、教育文化发展初具规模抗战期间,綦江的教育和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抗战前,綦江只有一所不完全的初级中学(现綦江中学的前身)和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