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宋辽金史研究.docx

我和宋辽金史研究我们这一代治史者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我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号称是五年制本科生,真正的学习时间其实只有两年。我曾在为《北大人》所写的自传中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大学生活的第一学期,还可说有正常的学习环境。张政烺先生讲授先秦史,我受了他的启示,开始阅读《史记》。按当时的中学教育水平,刚进大学校门的学子,阅读中国古代史料,是有极大的困难。我是从王伯祥的《史记选》着手,才慢慢度过了古文关,转而能够阅读没有标点的《史记》。1957年寒冬,一位专门为加强政治领导的新官上任,从处分右派开始,接连三年,在几乎没有间断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的冲击下,我们的学业近于荒废状态。在陈伯达“厚今薄古”的口号下,阅读古籍更成了违禁行为。记得在大跃进的1958年夏,我们整理行装,准备下乡,不料我突然发烧,去校医院看病,医生认为我可能得猩红热,留我住院。烧退以后,医生又认为必须住院观察。我终于利用这一二十天的宝贵机遇,偷着去借书。文史楼中,往日座无虚席的大阅览室里,竟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学生,唯有一位管理员在打盹。我借着几本书,就赶紧塞进书包,唯恐被别人看见。回校医院后,又赶紧将几本书放在枕头下,因为如果有同学看望,发现有此类违禁品,无疑会成为一条颇大的“白专”罪名。直到1961年春,极可悲痛的大饥荒,反而成全了我最后一年半的学业。当时的北大学生在忍饥挨饿的境遇下,许多人还得了浮肿等病,却仍刻苦攻读。天色未明,大批学生就早早起床,阅览室还未开门,门外就已经排成长龙。此情此景,虽然事隔近四十年,却还是历历在目,不免使年近花甲的我,感奋落泪。国应有国魂,学须有学魄,学习积极性的备受摧残,却更激发了学子们渴求知识,发愤用功,这难道不是北大学魄的最好写照? 在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分专业竟成了难过的一关。一些同学迫于政治压力,不敢报名中国古代史专业。我和另外一些同学虽然硬着头皮报了名,却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记得本班学生第一次分专业聚会,彼此才发现,原来竟都是一批程度不同地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的人,不免有一种芒刺在背之感,大家情绪低落,面色难堪,一言不发。我们当时的那种心理感受,也许是后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在经济严重困难时期,老师们才敢于对学生提出基本训练的要求。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可以有各种说法,而最重要的一条当然是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我利用了最后一年半的机遇,终于通读了《资治通鉴》和《汉书》、《后汉书》。我上学的时代可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全盛期,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每个断代史都有名家,尽管他们还不一定有教授的头衔。老师们授课的内容,随着时移事迁,在自己的记忆中自然逐渐淡化,但是,他们一些金针度人式的治史要诀,却是记忆犹新,受用终生。例如邓广铭先生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为治史的四把钥匙,我是从一张批判揭发的大字报中学到的。齐思和先生说:“研究历史,不在于能记得多少史料,而在于能查到多少史料。”这是在讲堂上学到的。商鸿逵先生说:“会读史学作品的看注,不会读的看正文。”这是听同学转述的。我后来养成一种习惯,读论文先看注释,后读正文。审稿时,凡是见到注释中大批使用诸如《宋史纪事本末》之类隔代史籍者,可推知作者必定是宋史研究的外行,可以不看正文,径予退稿。在大学生活的最后阶段,我有幸在邓广铭先生的指导下,写学年和毕业论文。记得后来老师曾对我说:“其实我对你的指点并不多。”这句话说了一方面的事实,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指点虽然不多,却具有关键性。记得我几次学业上陷入困境,老师只用几句指导性的言语,就足以收到拨云见日之效。一个人治学入门最困难的阶段,也许是从爬行改为直立行走。没有邓先生的扶掖,自己就很难结束爬行阶段,这是应当终生铭感老师的。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聂崇岐先生,他正好是在所谓“调整”时期,才得以来北大讲授中国古代官制。我们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同学有幸成为他最后的一批学生。他授课从来不带任何书籍或片纸,提起粉笔,就随手写下一段段古文。对于他的博闻强记,我们这批学生真是敬若神明,惊叹不已。然而他正是在我们毕业前猝然逝世,至今依然使我感到伤痛和惋惜。人们通常认为,大学时代是人生最幸福的阶段,桃李芬芳,弦歌一堂,充满了诗情画意。可是我们很多人回味大学生活,却是苦、酸、辣俱全,而少有甜意。但是,大学生活毕竟是自己治史的起点。我还是对母校有很深的怀恋之情,也愿借此机会,对在艰难环境中执教的老师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1962年的毕业分配十分困难,很多同学被分到中学,我却是幸运地分到了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