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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国外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双月刊)

瑞典 90 年代社会保障改革综述:从“慷慨”到“吝啬”∗

[瑞典] 斯温·霍特
郑秉文译

与战后大部分时期相比,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瑞典的宏观经济运行在许多重要方面上发
生了变化。90 年代初期宏观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包括:自 30 年代以来出现了持续时间最长、
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总失业率上升到远远超出;公共部门预算赤字激增,
数字之大在所有 OECD 成员国中鲜有所闻;货币贬值,甚至低于 1981-1982 年贬值后的水平。
这些宏观经济变化在瑞典国内逐渐引起重视,同时也对国家能否继续保持自战后发展起来的
全面的福利国家提出了质疑。

一、导言
社会保障——这个福利国家的核心——改革在全球已提到议事日程上。对许多已经习惯
于由社会保障机构提供保障的人来说,社会保障已经变得不具保障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斯
堪的纳维亚现在也是如此。
斯堪的纳维亚或北欧各国的福利国家非常相似。这些国家遵循着普享原则或公民资格原
则,这意味着社会保障和社会公益服务覆盖全体公民(甚至居民),而不仅仅是那些劳动力
市场记录符合受益要求的人。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瑞典的福利国家一直被看作是普享型
福利模式的楷模,它集社会公益服务和社会保障于一身。同时,它还以“慷慨的福利国家”
而著称——当然,社会福利支出是通过高税收来筹资的。
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普享型的福利模式在全世界乃至在斯堪的纳维亚开始名声
扫地。虽然这一福利模式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但改革的迹象表明它已经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
进行发展——缩减支出。随着社会福利慷慨度的下降,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被谴责为变得越来
越吝啬。
此外,在公众舆论、政治、媒体以及社会研究领域,高税收模式的批评者们(主张自由
市场经济)支配着整个局面。他们进行“诊断”、“开药方”,有时还“分发药品”。大多数国
家情况都是如此,瑞典也不例外,但在后面我们将提到一些保留意见。

∗该文是 Neil Gilbert ( eds); Targeting Social Benefit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 Trends ( ISSA. AISS. IVS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的第 7 章,是“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组织编写的“国际社会保障系列丛书”的
第 1 卷,总计 5 卷。该文大标题略有变动,小标题和内容未做改动和删节。为节省篇幅,这里省略了注释
和参考文献。该文作者斯温·霍特(Sven )是瑞典 Sodertorn 大学的高级讲师,福利研究中心主
任,瑞典福利制度问题专家。
1
缩减社会保障这一观念也许在美国最为流行。总体而言,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比大部分
欧洲国家的制度更具有补救的性质,尽管其养老社会保障基本上也是普享型的。换句话说,
美国是西方世界补救型福利模式的典型代表。在西欧,许多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建立了全面的
社会安全网,政策改革主要采取渐进的方式,但不如美国的和谐。虽然西欧的政策改革总体
而言是显著的,但某些方面还不够明显,目标定位就是其一。在普享型福利国家,目标定位
在许多方面要比在补救型福利国家中复杂得多。
二、瑞典“普享型”福利政策
普享主义意味着社会保障的受益者不仅仅是穷困者,还包括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与补
救型福利政策相比,普享型福利政策的覆盖面更广,这使其更具有政治性,但这种政治性不
同于将政策焦点放在贫困者身上的政治意义。如本文开篇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
报告所言,由于受宏观经济的影响,瑞典及其普享型福利政策在 90 年代陷入了混乱状态。
失业人数惊人地膨胀导致失业津贴和各种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支出激增。与此同时,用于资
助社会保障项目和各种地方社会服务的税收收入也在减少。此外,政府大力宣传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税收改革——“世纪性”税收改革——旨在为福利国家融资,但终因国际和国内
经济衰退带来的财政压力而未果。这些压力使 70 年代末期以来一直支持福利国家的政治联
盟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瑞典的社会政策通常与国家的长期领导者——社会民主党——及其亲密同盟蓝领工会
联盟(LO)密切相关。社会民主党已成为瑞典的“国家党”,在 1932—1976 年,1982—1991
年以及 1994 年至今等期间掌握国家政权。而且,政党代表比例制度非常稳定,从 1921 年建
立民主制度以来一直到 1988 年,均是同样的 5 个政党竞争位。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