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胜卢刚[内容提要]研究中美关系不仅要深入分析两国间利益的协调与冲突,而且要超越双边关系,将其放在整个国际体系结构中考察。中美关系固然十分重要,但它只是国际体系整体的一部分,并受到国际体系内在规定性越来越多的规范和制约。由于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及各自利益需求的明显差异,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并在一个时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中国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扩展与美国维护其霸权安排的深刻冲突。这种矛盾的发展变化不仅以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为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特征甚或缺陷的反映。中美关系没有也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和极端发展,因为在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逻辑之外还存在着日趋增强的约束力量或约束逻辑,国际体系结构的复杂化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大国间协调的需求,曾多次将中美关系从严重冲突的边缘拉回,也会继续推动两国共同利益的增加,并将迫使两国一起承担必须担当的责任。[关键词]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国际体系[作者介绍]唐永胜,国防大学战略所副所长、教授,主要从事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卢刚,国防大学战略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一、问题的提出随着冷战结束,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框架受到了根本冲击,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由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需要而产生的中美战略协调和配合已失去维持的条件。美国对华政策经过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矛盾、混乱与摇摆,并在经历1996年台海危机后,对中国的敌性判断变得清晰起来。2001年初布什总统上台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形势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关注明显加强,“亚洲存在着出现一个拥有可怕资源军事对手的可能性”,美国因此“必须防止能够挑战美国的地区大国出现”。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在于美国对安全局势的误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美关系中存在着尖锐的结构性矛盾。随后,由于反恐战争的需要和双方战略互动的增强,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淡化,更不是根本缓解,只能说明有更多美国人意识到了中美之间存在日益紧密的利益联系,一旦人为地将中美关系推向极端,美国必将承担巨大风险。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其中固然有约束中国的成分,但总体上表现出了一种比较积极务实的态度,至少暗合了这样一个事实或要求,那就是,应将中美关系放在全球政治或国际体系的大背景中考察,否则就中美关系研究中美关系,难免会迷失在许许多多的技术性分析之中。在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大多数最近变化,尽管它们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关,却能在很大程度上追溯到全球政治经济中某些共同的根源”。研究中美关系不仅要深入分析两国间利益的协调与冲突,而且要超越双边关系,将其放在整个国际体系结构中考察。中美两国尽管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各自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但都在国际体系中活动,受到体系本身逻辑的制约。随着国际体系中各单位互动能力增强,“整个国际体系变得更大,更集中;体系内单位间的依赖性更强,也更加受到结构性力量影响”。这是因为,“体系与单位虽然变得更为强大、更有能力,但比较而言,似乎是体系更有渗透力、作用更为强大、更有影响力”。“因此,体系结构的作用也愈发强大,左右着单位的发展,并使单位发展的主导力量改变了原有的平衡,外部力量日益大于内部力量。”考察中美关系也是如此,中美关系本身固然重要,属于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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