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荀人性论—同源异流闻世麟09305028周三上课人性有善恶,就像佛洛依德所说的,人有恋生倾向和恋尸倾向一样。说到人性,在中国古代,所谓的人性,其所关注的实际上就是人的善恶问题,即关于人的善恶是怎样产生的问题。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就是说,人的善恶本质主要是出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可见孔子并未明确人的原始本性是善还是恶,这就为后儒们留下了各有作为的思想空间。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在政治上的主要观点简单地说就是:仁和礼。而今天我讨论孟、荀关于人性的思考说到底就是二者分别继承了孔子的仁和礼思想,可以说是同源异流。下面我将分别讨论孟子和荀子在人性方面的认识。一、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学说相得益彰孟子最先对人性进行善恶定性,提出性善论。他是在与告子辩论中充分阐发他的性善论思想的。告子说水不分东西,人性也没有善恶。孟子说水分上下,人性有善恶。水性向下流,人性是善的。水向上流是外力逼迫的结果,人受外界的影响也可以变坏。但是,水向上流不是水性,人变坏也不是人性。所以,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干坏事不是人的本身素质问题。孟子举例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孟子将人与禽兽之分提到了突出地位,并反复加以辨析。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实质上也就是天人之辩。在孟子看来,禽兽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如果一个人回到自然的状态,则他与禽兽也就没什么区别了。那么,具体地说,人与禽兽之别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孟子首先从内在的心理层面作了规定。按孟子之见,凡人皆有普遍的道德感情:“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正是这种本善之心使人超越了自然状态,并成为一种文化(人文化)的存在。孟子把人与禽兽、自然状态与人文化的社会区别开来,并要求超越自然的状态而提升到异于“野人”的文明(人化)层面,这无疑体现了奠基于孔子的儒家人文主义取向;而他从人性之中去寻找人不同于禽兽的本质规定,则表现了把仁道原则与内在心理情感联系起来的思想。事实上,在孟子看来,作为文明社会基本规范的仁道原则,便是人的内在心理情感的展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公孙丑·上》)孔子曾以思念父母的情感为孝之根据,孟子的如上看法与此显然有相近之处。不过,孔子在谈到情感与孝的关系时,主要侧重于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孟子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则被视为人异于禽兽、野人的特殊本质,因而更多地带有伦理化的色彩,就此而言,孟子似乎更突出仁道与自然的区分。当然,以恻隐之心等心理情感为仁道的内在根据,并不意味着将仁道仅仅限制在主体意识层面。作为人化的象征,仁道应当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准则。正是基于以上看法,孟子提出所谓的仁政,孟子曾对仁政的内容作了相当具体的设定,概括起来就是:制民以恒产和实行德治。孟子的性善说与仁政说分别从内在的心理情感与外在的社会关系上展开了孔子所奠基的仁道原则,并使之获得了更为宽泛的内涵和更为普遍的规范功能。可以看出,在孟子那里,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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