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本性.doc

国人本性鲁迅先生曾以小说、杂文暴露中国人国民性的弱点,而学术上的探讨则是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1937年出版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志》一书,他从“不求准确”、“耐性太好”,以及勤劳、知足常乐、有私无公、无恻隐之心、言而无信、爱脸皮、婉转、客气等15个方面大胆直陈中国人的特性。兵法讲“知已知彼”。抗日战争中我们的敌人侵华日军又是怎样分析判断中国人的国民性呢?这是战争史研究极少涉及的问题,国防生教授沈克尼从当年日军“绝密”的兵要地志中撷取并分析其中部分观点。日军师团作战指挥的依据《作战要务令》谍报中,将敌对国的国民性列为第一项的调查内容,足见其对国民性的重视。在此从侵华日军“绝密”的兵要地志中摘取其对我国国民性的观点以飨诸位参考。 侵华日军眼中的中载沈克尼作为制定作战计划基础的兵要地志除战场地形、交通、水文、气象之外,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假想敌国的“国民性”也是关注的内容,而且是战略层面考虑的问题。美国海军从1944——1945年曾对日本历史做过调查。当时海军上校埃耳斯·札卡里亚斯领导海军情报局的一个科对日本进行心理战,意图让日本最高统帅部投降。从当时日本人作战的顽强性来看,其军队经过严格的武士道教育训练。如果认为日本会集体放下武器投降,似乎是极为荒谬的想法。美国情报专家拉·法拉戈在《斗智》一书中指出,二战末期美国很需要关于日本人战败以后的行为的材料,美国专家找到了这样的史料,就是日本被打败的氏族,从来不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相反地,他们总是投降,还叙述了投降的仪式。这份史料被收入札卡里亚斯的作战计划并被采用。美国这类研究,著名的要属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和她的《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此书是受美国战略情报局之托而写成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 当年日本对中国国民性的调查日本军队对占领地域或预设战场有所谓“统治资料”的调查内容,是日本兵要地志关注的要项。其中有当地“国民性”或“民族性”的调查和评述。从现存的当年侵华日军编印的各种中国的兵要地志看,大多有所谓“对占领地的统治资料”和“国民性”的调查,与上述日军参谋本部或大本营陆军部的规定项目详略不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日军1937年编印的《长江下流地方兵要地志拔萃》,对江南地区中国汉民族有十七条的概括性总结:一、个人主义。爱钱财和储蓄观念强,缺乏国家观念,不关心政治。二、同业者合作,同乡人团结紧密,商业道德观念强。三、爱面子。四、极富附合和雷同性。五、保守而尊大。六、实用主义强,恩义感薄弱。七、天命观念强。八、形式主义重,巧于词令。九、富于妥协性。十、上层阶级人士极尽怠堕享乐之能事,而一般百姓极勤勉,性敦厚,身体强健,耐劳动。十一、长于宣传,易被宣传所鼓动。十二、猜疑心重。十三、情况恶化时极脆弱。十四、守成观念重。十五、尊重祖先坟墓。十六、对强者屈服顺从,对弱者虚张声势,也是他们天命观的反映。十七、回避责任。另外,日军对中国人地方特性总结为“长江流域一般懦弱,移住南方者多血性进步,而北方人则是保守的”。 日军湖南、广东兵要地志 对广东人几乎没好话,对湖南人没有一句坏话综观当年日军参谋本部根据现地侦察所获情报编印的兵要地志看,除一些重要方向的“急就章”,日军对中国各省的居民的特性大多有简要的评述,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聚居省区。我们以广东为例。日军参谋本部1938年9月编印的《广东省兵要地志概说》,对广东人评述几乎没有一句好话:“当地汉族人先天与一般中国人不同,比北方的中国人勇敢富有团结力,敏慧、狡黠顽固,性极残忍”,“历来两广地方恶汉凶徒四处为盗,在此处作战要特别注意后方的警备”,“排外,排日思想旺盛”。同是日军的兵要地志,台湾军司令部1944年编印的《台湾兵要地志概说》对广东人和福建人是另一种看法。广东人“性勇敢、质实、克勤克俭,富于理智,虽厚交谊,但顽戾固执”。日军对当年在台湾居住的福建人的看法是“性温和、长于商才,耐苦,可成为优秀产业人、经济人。敏捷、虽有轻佻浮薄之弊,但易服亦易叛”。日军1935年《福建省兵要地志》中“对占领地的统治与观察”说:“福州人优柔,厦门人敢为。因此,在福州地方以威严使其屈服较容易,但在闽南地方,人们不怕威胁,以威严使其屈服必然会招致奋起反抗。这一点要引起注意。”抗日战争中,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夏秋时节,日军占领长沙、衡阳,有将近6年时间湖南大地成了中、日野战军主力激战争夺的战场。中国第九战区官兵主要对手是武汉为中心的日本第十一军。1943日军参谋本部根据现地作战日军情报资料汇总的《湖南兵要地志概说》却对湖南人没有一句坏话:“古来富有尚武风气,好学,士多,世利淡,慷慨进取。本省自古以来有出武将及硕学之士的传统,今日当地居民军人和海外留学生比其他省多。其商人缺乏机敏,因而主要都市的商业多为外省人经营,以浙江、江西人居多。质朴勤